在旧时，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好贵古贱今。凡今人作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无论这事如何好，或作得如何好，但比之古人，总要差一点，古人所作的事，一定更好，或作得更好。如果今人作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便借题发挥，用“世风不古，人心日下”等滥套，将今人骂得“狗血淋头”。

在旧时，除了些庙堂颂圣的作品外，在私家著作里，很少看见称赞他自己时代的文章。王充《论衡•齐世》篇说：“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辩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王充看出了大部分人的错误，所以他在他自己的书里有《宣汉》篇。在这篇里，王充指出，汉朝的文治武功，都超越前古。王充感觉到他自己的时代的伟大。这在旧时是很少见的。

在旧时，大部分人所以都贵古贱今者，其原因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今”是一个人之“所见世”，“古”是一个人之“所闻世”，或“所传闻世”。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他们亦是贵古而贱今。《抱朴子》说：“俗世多云： 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患矣。”正是说此。

就第二点说，中国旧时社会，是农业的社会，在农业的社会里，人所注意的事情，如四时之变化，五谷之种植收获等，大部分都是循环的。对于循环的事情，人靠经验即可以知之、治之。农业社会的人，特别“尊高年”。高年是有经验的人。青年人有什么不了解或不能应付的事，即请教于高年。高年，凭他的经验，可以教训青年，而这些教训，大致都是不错的，因为在农业社会里，新来的事与过去的事，大致都是一类的。在这种情形下，人对于“古”即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尊敬之心。

但在工业社会的人，新的事情，时常发生。而其新又不只是个体上的新，而是种类上的新。我们常听见有些高年人说：“这种事我没有经过。”这一类的话，在农业社会里，是很有意义的，但在工业社会里，则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因为在工业社会里，人所没经过而新有的事，是太多了。对于人所没有经过的事，旧经验的教训即不可用，至少是不一定可用。所以在工业社会里高年不是一个傲人的性质，而青年反是一个傲人的性质了。青年所以成为一个傲人的性质者，因青年对于种类上的新的事物，可以学习，而高年则不能学习也。在农业社会里，人所以尊高年，一半是由于道德的理由，一半是由于实用的理由。在工业社会里，如果人亦尊高年，其所以尊高年完全是由于道德的理由。

近数十年来，中国自农业社会，渐变为工业社会，所以贵古贱今的人，在现在是很少的了。但有一部分人另外又犯一种毛病，即贵远贱近。凡中国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无论这事如何好，或做得如何好，但比之外国人，总要差一点。他们总想着，外国人所做的事，一定更好，或一定做得更好。如中国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一定要借题发挥，用“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滥套，把中国人骂得“狗血淋头”。

现在所以有这一部分人，贵远贱近者，其原因亦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近是人之所见，远是人之所闻或所传闻。人既易于“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也易于贵远贱近。

就第二点说，中国现在一部分人还有殖民地人的心理。中国人有这种心理，以在清末民初时候为最甚。相传有人以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这与上《抱朴子》所说，可谓“异曲同工”。实际上或不必真有人如此以为，但有此传说，也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此事实使我们知道，当时有许多人盲目地崇拜西洋人。这种殖民地人的心理，在中国到现在还有残余。此即是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中国人多少有殖民地人的心理。贵远贱近，虽亦是人之常情，但他们又并不是仅只贵远贱近，他们对于阿比西尼亚的英勇，总觉得“不过如此”，而对于捷克的怯懦，总觉得“没有什么”。在这些方面看，这一部分人的贵远贱近，是由于他们的心理，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就人之常情说，人贵所闻而贱所见。这并不是人的弱点，而正是人的优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一即是人有理想。我们可以说，人是有理想的动物。就客观方面说，理想是事物的完全的典型。就主观方面说，理想是人对于事物的完全的典型的知识。人有理想，而其所见的事物，都不尽合于他的理想。社会上或历史上的事，都是人做的。人都是人，不是神。此即是说，没有人是绝对完全的，没有人是完全合乎人的定义的。

在实际的世界中，无论什么事物，都必多少合乎它的定义，但亦没有一个事物，能完全合乎它的定义。人既是实际的事物，他总有缺点，他所作的事亦总有缺点。在时间上或空间上离我们远的人，亦有他们的缺点，他们所作的事亦有缺点。不过这些缺点，异时异地的人，因为距离远的缘故，不容易看见，因为距离远的缘故，人看异时异地的人或事，都只看见其大体轮廓，其详细则看不清楚。如其大体轮廓无大缺点，人即以为其是完全的。人对于其同时同地的人或事，则是深知其详。因深知其详的缘故，不但看不见其大体轮廓的无大缺点，如果其大体轮廓是无大缺点，而且简直看不见什么是其大体轮廓，如所谓见树不见林者。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看其同时同地的事，自然只见其是不完全的了。

我们论历史上或社会上的事，必须先就其大体轮廓看。看见了它的大体轮廓，然后可以看见它的主要趋势，及它的趋势所向的目的。用我们以上所用的名词说，我们看见了它的大体轮廓，我们才可以于它的许多“情”中，看出它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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