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民本。民本，就是以民为本。民本思想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尚书·五子之歌》记述大禹之训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荀子都认为统治者只有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提出了一系列命题，如“安民利民”“民贵君轻”“平政爱民”“顺从民意”。西汉时期，贾谊则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进一步阐述了民本思想。唐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的主张，认为当官者是人民的仆役，是要为人民办事的，使古代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重民本是中国优良政治传统，也是政治活动最终追求的目标。在政治实践中，民本思想首先要求官吏关注民生。“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凡属把发展民生作为要务的官吏都受民拥戴，也为朝廷赞赏。民本思想要求官僚顺应民心、惩恶扬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民众的意志彰显社会的善恶，是行政的主要依据。今天，我们应继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深化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守诚信。诚信是为人之本、立国之本。《管子·枢言》云：“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早在五帝、三代时期，诚信已是为政者治国理政之本。春秋时期，王命不振，诸侯纷争，诚信成为一个国家能否生存的根基。“信，战之器也”“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等话语，屡出君臣文人之口。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主张“言必信，行必果”，将“信”作为教育学生的四大科目之一。子思在《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将“诚”提升到“天人之道”来认识。孟子将“朋友有信”提升到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的“五伦”之中，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道德基准。汉代“独尊儒术”，诚信被列为“三纲五常”之一，成为国家社会道德伦理的纲常规范。守诚信，对个人来说，要“言而有信”，“守之以信，守之以礼”；对为政者来说，要明白“民无信不立”，“信，国之宝，民之所庇也”。讲诚信，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显得更加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正是有见于诚信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性而做出的正确决策。

崇正义。“义者，宜也。”“义者，正也。”正义就是合乎正当的情理，公道、正派、直率、公平。正义包涵人之行为的正当与公正，也包涵社会制度评判上的合宜与公平。早在尧舜时代，“义”就已经是人们谈到的重要命题。经过儒家仁义学说的演绎，“正义”成了最重要的道德价值判断。荀子说：“苟非正义，则谓之奸邪”，代表了正义与邪恶两分法的正义观，并具有浓厚的道德化取向。崇正义在治国理政上强调“以正治国”，即“政者，正也。”《墨子·天志中》说：“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荀子·赋篇》说：“行义以正，事业以成。”贾谊《新书·威不信》也说：“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 此外，它还细化到人们衣食住行的各方面，如“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等。正义是古今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今天，我们要结合时代特征和需要吸收传统正义观中的积极因素，树立公平正义精神，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大力弘扬社会正气。

尚和合。“和”“合”二字在甲骨文与金文中都曾出现过，“和”的本义是吹奏类的乐器，引申为声音和谐；而“合”的原意是器皿闭合，引申为两物相合、彼此融洽。春秋战国时期，“和”“合”二字开始联用，构成“和合”一词。和合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即和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伦常道德，百姓得到保养。和合蕴含了儒、道、墨、法各家的价值追求，在传统经典《周易》《尚书》《国语》《管子》《墨子》等经典中均有所见。《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言论，体现了儒家对“和合”的重视程度。孔子的后人子思在《礼记·中庸》中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将“和合”思想蕴含的和顺、和畅、和美等意义由人类推及整个宇宙自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包含了相辅相成、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等内涵，浸润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当今社会仍需“尚和合”，科学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求大同。自古至今，大同一直是中国人关于理想社会的梦想。《尚书·洪范》最早提到了“大同”一词，用来描述王、卿士、庶民和天地鬼神同心同德的状态。《礼记·礼运》描述了“大同”社会的情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继“大同”之后，《礼运》紧接着描述了“小康”。近代以来，大同开始得到现实思想家的重视。康有为着《大同书》激活传统的思想资源。孙中山也是大同思想的阐发者，曾经手抄《礼记》大同章。大同也成为三民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毛泽东曾用“大同”来表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上一代领导人提出了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构想和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并提出了“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习近平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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