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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长为一个高情商的人？

总感觉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处理不好关系，情商不高，请问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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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大家可以读读张廷玉的故事。他的一生可谓成也情商，败也情商。

张廷玉，是乾隆雍正两朝重臣，一生深得皇帝信赖，权倾朝野。

原本可以风风光光死后配享太庙，没想到仅仅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提了退休申请，完全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张廷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大臣之一。

虽然高处不胜寒，但张廷玉却有本事在政治中枢这一高危区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走出一波惊人漫长的大牛曲线，成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

他出身书香门第，二十九岁高中进士，并被点为翰林。

三十三岁那年，他获得了一次与康熙交谈的机会，给皇帝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康熙认为他持重得体，遂「奉旨侍值南书房」，成为皇帝贴身低等小秘书。由于服务出色，四十五岁时升为「副部级」的礼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见他「气度端凝，应对明晰」，迅速升他为礼部尚书，参与机密。

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对他却一见如故，欣赏至极。

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谕旨均由他缮写。

雍正与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离。

雍正五年（1727 年）五月，张廷玉生了一段时间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

此事传开，成为一时佳话。

雍正末年，张廷玉回家省亲，皇帝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张廷玉年谱》）

雍正累次升迁张廷玉为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权倾朝野。

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雍正特别立下遗嘱，要以最信任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身后配享太庙，也就是死后与他一起到阴间做伴。

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整个清朝二百余年，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

乾隆即位后，对这位三朝老臣更是优礼备至，继续奉为汉臣之首。

他平时和张廷玉说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

张廷玉上朝时，皇帝从来不忘提醒身边太监上前搀扶，生怕老人家有什么闪失。

乾隆二年（1737 年），皇帝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谓至渥。

在此之后，屡有奖励。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赐诗给他，诗中有云：「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逾坚。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

另一首诗中更说：「潞国晚年尤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把他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后世名臣文彦博与吕端，足见尊重之至意。

汉大臣中，张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称空前。

3

在传统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由于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

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

确实，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处处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机。

一个人想始终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

特别是曾经居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

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则亡，韩信功成被灭，周亚夫绝食以终，岳飞血洒风波亭，于谦上了断头台，袁崇焕则惨遭凌迟。

以魏征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死后更是被唐太宗「亲仆其碑」。

以寇准之功绩，一生的结局却是罢相遭贬，死在谪戍的路上。

虽然许多君主为了让臣下放心，向他们颁赐铁券，但最终还是没有几个人逃得过猛虎之口。

即以清代而论，清代中前期的几位权倾朝野的权臣，其中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其余都死于非命：鳌拜、年羹尧、和珅都被勒令自尽，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隆科多死于监狱。

事实上，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只有郭子仪一人。

后来的名臣曾国藩对此体认极深，他说：「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曾国藩家书》）

「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

这就说明，君主与权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截至乾隆十三年（1748 年）前，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不能不说，这个人身上确有过人之处。

首先，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

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入值南书房，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

雍正即位之初，屡有诏命，皇帝「口授大意，（张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皆称旨」。

每次雍正口述后不过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实非常人所及。

其次，张廷玉办事非常勤勉，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

史载他晚上退朝后还要点双烛治事，即使已经就寝，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或觉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

他心思缜密，记忆力极强，能将各部院大臣、全国疆吏的出身、经历，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就像一个活档案库。

对其办事能力，雍正帝曾这样称赞：「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怀园语》卷一）

当然，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则与才华无关。

张廷玉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优越之处。

张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为「缜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赏，被提拔为一朝「宰辅」，在政治高层数十年如鱼得水。

为了让张廷玉继续光大家门，张英言传身教，传授给他大量做官的独门心法，所以刚刚进入仕途的张廷玉就将成熟老练的风姿展现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别注意，年纪轻轻，却已深通「为臣之道」与「保身之术」。

熟读经史而又得到父亲独门秘传的张廷玉早就认识到，为臣之道不外两个重点：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另一方面又要不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

这就好比火中取栗，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

张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备的，是大臣的私心。

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为进，以无求为求，以无私来营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为官数十年，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从不露骨主动地为自己牟取私利。

朝廷上下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气质和平。

乾隆皇帝夸奖他「风度如九龄」。

他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办事出于公心，从来没有贪渎指控。他做主考官时，有人欲通关节，以微词试探，他赋诗以辞道：「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幕夜看。」

当然，越是这样皇帝越不会让他吃亏。

因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赏赐，赐银动辄上万两，还给了一所当铺，让他补贴生活。

因为他从不主动为自己的亲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对于他的子弟亲戚的仕进也多有照顾。

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谦退，皇帝每有奖赏，他必尽力逊让。

雍正十一年（1733 年）其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惊惧失措」，立刻面见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举很盛，请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

张廷玉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为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

雍正大为感动，经他恳请，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并把此事前后情由在谕旨中加以公布，表扬张氏的公忠体国。（《张廷玉年谱》）

4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张廷玉身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柔」与「顺」。

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他认为，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对，下场当然悲惨。

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比如岳飞。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至非死不可。

三是权力过大，不知谨慎。历史上倒霉的权臣多是由此。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积隙成仇。

第四点则比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于大臣们因为「好名」而获罪。

专制主义发展到清代，连儒学的人格追求，也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

原因很简单。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

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tongzhishu上大有创新。

他们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

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

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

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为「好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

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上与皇帝意见不同。

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却忘了推功给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

雍正说他「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寻故将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

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错误。

他的政治信条是绝不要因为政治思路的差异而与君主产生冲突。

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书。

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

张廷玉有一句名言，叫「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他一生为人，谨慎小心，缄默持重。

这一特点直接遗传自父亲张英。

《清史稿》称「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

专制政治是充满风险的绞肉机，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

每天退朝回到家里，张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细细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说错的话、做错的事。

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

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

雍正对他极为信任，人事决策多向他咨询，他却从来不会透漏任何一丝风声。

他以皇帝之心为心，以皇帝之意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张扬。

许多人经他推荐而受重用，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

在雍正这样一只「喜怒不定」的猛虎身边，张廷玉恰如一个走钢丝的演员，全神贯注，始终紧张，没有一分钟松懈过。

他襄赞雍正十三年，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但是《清史稿》的列传提及他的功绩却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议对守节十五年妇女加以表彰之类。

对此，他的学生汪由敦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张廷玉主掌枢府二十四年，「凡军国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经常与皇帝促膝密谈，一商量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他所筹划者，我们却举不出一件事可以具体归到他名下，他为国操劳一生，却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记载」。

他又说：「雍正以来数十年间，吏治肃清，人民安乐……张氏从容坐而论道，享极盛之世……那么张氏的缜密周详，略可想见也。」（《张公墓志铭》）那意思就是说，雍正以来的治绩，多赖张廷玉的襄助。

皇帝的军功章里，没有张廷玉的一半，也有张廷玉的一块。

只不过张氏自己不提而已，这正可见张氏的缜密周详。

从康熙开始，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极为赞赏。

乾隆描写他这一特点时说：「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

虽然把臣术练得如此炉火纯青，进入乾隆时代，张廷玉还是感到了一丝丝凉意。

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年轻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亲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前所述，掌握了驾驭清帝国这艘航船的高难技巧的乾隆，开始越来越注意打击朋党。

而打击朋党的要诀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间的组织性和联系性，千方百计地造成他们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无援的姿态面对强大的君权。

而所谓「擒贼先擒王」，打击朋党就必须从打击朋党的核心人物入手。

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须从贝壳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样。

只有让大臣们认识到他们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党才能不攻自散。

乾隆五年（1740 年）开始，皇帝就不断地打击性格傲慢、行事张扬的鄂尔泰。

同时，皇帝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张廷玉的观察和挑剔。

幸亏张廷玉平时对于朋党嫌疑懔如临渊。

作为官场中人，人际往来谁也无法避免，特别是作为「相国」，他的家是京城人际交往的中心。

「薄暮还寓，则宾客门生，车驾杂沓，守候于外舍者如鲫矣。」（《清稗类钞》）但张廷玉绝不轻易帮人说话，也绝不轻易介入人事纠纷，而是听从花开花落。

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见升迁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郎潜纪闻》）他从政原则是事不关己，则谨守本分绝不发言。

有人因此指责他说：「如张文和（张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画喏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语。」（《郎潜纪闻》）连乾隆皇帝都说他过于谦抑，说「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近于懦者」。

在与鄂尔泰的斗争中，他始终处于下风，也始终不争不怒，打太极拳。

正因为如此谨慎，所以在鄂尔泰连连受到指责和处理时，他却安然无恙。

然而，鄂尔泰死后，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

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他不想成为朋党领袖，但是身处如此高位，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

主动要投靠他的人如蝇之附，驱而不走。

同时，身处官僚政治的利益场中，他再摆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态，也无法完全掩饰自己手中巨大权力的偏向。

几十年间，他私下办的事，偷偷送出的好处也车载斗量，虽然手腕高明，毕竟不是完全没有形迹。

所以，虽然皇帝的大棒一直没有落下，张廷玉心中却无时不处于紧张之中。

他知道，统治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恩义的。

虽然自己给乾隆的父祖卖了几十年的命，但如果政治需要，皇帝打击起自己来并不会手软。

2

张廷玉感觉，自己退出政治舞台的时间到了。

在乾隆即位之初，张廷玉确实是大清帝国不可或缺的政治元老。

他头脑中装着大清帝国官僚体系中每一个零件的说明书和使用记录。

那个时候的乾隆一天也离不开他。不过，乾隆七年（1742 年）以后，皇帝对他的倚重却越来越少了，不再事事向他咨询。

皇帝已经不再那么需要这样一个活档案。

雄心炽烈的皇帝急于进取，而张氏「稳重和平」「八面玲珑」的个性已经不太适合一个大刀阔斧、除旧布新的时代。

乾隆十年（1745 年），鄂尔泰去世，皇帝起用三十多岁的讷亲为军机大臣。

讷亲是青年权贵，初获任用，就位列于张廷玉之前，成为首席军机大臣，这让张廷玉心中有些不舒服。

乾隆十一年（1746 年）十月，皇帝说：「大学士张廷玉服官数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兴赴阙，未免过劳，朕心轸念。嗣后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

这实际上是宣布，张廷玉不再参与核心机密，讷亲将独自面承圣旨。很显然，张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实际地位大大降低了。

皇帝的这个决定不是没有理由。

自然规律是不能抗拒的，虽然一直以精力充沛著称，但从乾隆三年（1738 年）起，张廷玉已明显感觉自己有些老了。

乾隆三年他在给乾隆请辞兼摄吏部的奏折中说：「今犬马之齿六十有七，自觉精神思虑迥不如前，事多遗亡，食渐减少。」

不但眼睛花得看文件越来越吃力，写字时手也开始打颤。

年龄的增长使他在政治钢丝上走得越来越费力了。

乾隆十一年（1746 年），他的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这对他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

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备觉伤悼，身体一下子大不如前。

各种老年性疾病，慢慢都找上身来。这种身体状况显然已经不适于承担帝国政治中枢的繁重工作了。

在这种情形下，皇帝对朋党政治的大力打击，就如同在张廷玉头上悬起了一把沉重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有可能落下来，让一辈子没有犯过错误的他陷于大戾。

一是自己门下任何一个官员出了事，都有可能把自己牵扯进去；二是人一老，就容易糊涂，「错误耽延，在所不免」，让皇帝抓到自己的辫子。

凡事过犹不及。

张廷玉的官已经做到了极致了：身仕三朝，功名利禄达到极致，张家一门也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两个弟弟张廷璐、张廷缘分别官至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两个儿子张若霭和张若澄也都入值南书房和军机处，参与机要。

「一门之内，朝绅命服，辉映闾里，天下荣之。」

为官如此，夫复何求？

臣术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平安降落。

没有这一条，那么其他方面再成功，也不过是一场春秋大梦而已。

因此，退休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地出现在张廷玉心中。

3

乾隆十三年（1748 年）正月，张廷玉进宫出席皇帝为近臣举行的一次新年宴会，宴会后他得到与皇帝私下谈话的机会。

乾隆十一年以后，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机不可失，他趁皇帝情绪不错，提出自己「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里」。

张廷玉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皇帝会痛快地批准他的这个请求。

没想到，皇帝拒绝了他。

乾隆从来没有想到一贯勤勤恳恳的张廷玉会提出退休的要求。

虽然张廷玉已经不能承担繁巨的工作，但毕竟他的政治经验还是十分丰富的，在朝中作为顾问，对大清政治不无裨益。

因此，皇帝回答说：「卿受两朝厚恩，并且奉了皇考的遗命，将来要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就是说，你死后享受配享太庙，和皇帝一起吃冷猪肉的最高荣誉，生前怎么能贪图逸乐呢？

只有功高盖世、纯无瑕疵的名臣，才能「配享」太庙。

一旦得到「配享」之荣，必然永载史册。

因此，获得这项殊荣的人就应该死而后已，为国家贡献出全部力量。

素来缜密的张廷玉对皇帝的这个问题已有所准备。

他叩了一个头，引经据典回答说：「七十悬车，古今通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只有及时退步，才能保此身荣。

况且宋明两朝也有享受配享荣誉的大臣退休回家的，比如明太祖就允许刘基回了老家。

这句话，让皇帝一下子不高兴了。

发布于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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