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小的小孩，还没有知识的状态，直接靠感觉，你这个人面目可憎，他一看，直接感觉到以致说不出为什么有时候最准”

  “我有一句名言，不要说改变世界，我连我老婆都改变不了，怎么改变世界……想要改变另一半，那就是婚姻不幸的开始，因为这是一个妄念”

  薛仁明谈中国文化，常在礼乐。礼如祭祀，乐如戏曲，上下无隔，皆能随化。几千年的人世风景，大抵成于礼乐。人心浸在礼乐中，则天清地宁。无礼乐，则无清宁。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但这世界何尝有“原该”。其历劫而来，必也应劫而去。劫成劫毁，也是方生方死。齐一是顶不齐的。艾米尔·路德维希在论德国时这般写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汽车的方向，因为坐在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置之中国，或亦同理。我们眺望中国的历史，确实有其旖旎风光，然则掌握方向盘的司机的注意力都在眼下，都在前方与后视镜中。薛仁明以“反求诸己”为大用，其意大抵如越绝书所言，“内能自约，外能绝人”。至于西方文明，是否如其所说，置诸世界于绝地，亦未可知。当年北大校长蒋梦麟曾指出，“儒家知识系统以调查事物本质始，走向人伦关系。西方科学知识系统亦同样以调查事物本质始，却走向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我们要撷西方之长，接枝在儒学之上。和西方一样，道德世界在中国将与知识世界并存，一个追求稳定，一个追求进步”，蒋梦麟此论真是恳切。

  中国的学问贵在融会贯通

  前不久，我的父亲脑溢血，情况比较危急，原本要到杭州开讲，后来取消行程。不想等我重新确定行程的时候，第一站就到了金华，这是我今年大陆行的起点，也算是比较特殊的因缘。前年来金华的时候，印象很深，一是反响热烈，一是在讲座结束后接到东方早报记者的一通电话，问我南怀瑾去世的事情知道不知道。那时有传言，说南怀瑾去世了，其实那段时间只是病危。我跟东方早报记者讲，我人在大陆，跟他们得到的讯息是一样的，做不了印证的工作。后来南怀瑾真的去世了，隔了一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南怀瑾的学问与修行》，写完寄给东方早报，因为我在东方早报有个专栏，开了两年多，十几万字，算是我在两岸所开专栏分量最重的一个，所以东方早报一向对我很礼遇，寄给他们的稿子向来没有更改过，但《南怀瑾的学问与修行》这篇文章他们给我退了回来，这是极少数的一个特例。后来才知道，有记者曾在太湖学堂“卧底”，就像以前南方某报派记者去富士康卧底一样，他在太湖学堂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有很多保留。因为我在东方早报开专栏也有两三年的光景，甚至有段时间成了他们文化版的一个招牌，他们担心我这篇关于南怀瑾的文章，会被人误以为是东方早报的立场，以致后来他们决定还是不登为好。

  当然不登也没有关系，我托了另外一个朋友，想找个媒体把它发一下，他帮我找了羊城晚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坏了，要出事，为什么？我的一个朋友叫徐晋如，他在深圳大学教书。在大陆这边，四十岁左右，谈儒家很生猛的一位就是他了。数年前，于丹谈论语正当红，后来出了“围剿”于丹的十博士事件，他就是发起人之一。我在深圳开讲，他是嘉宾，在我大陆行的几十次讲座中，他是极少数配合好、能够谈到核心的人。那天，他还当场演唱了《锁麟囊》里的片段。羊城晚报发这篇文章之前的两个礼拜，刚好做过徐晋如的专访，他对南怀瑾很有看法。徐晋如为人，好恶很强烈，好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我一听说要在羊城晚报发这篇文章，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会抓狂，果不其然，文章发出两个礼拜后，上海的新民周刊发出了他的一篇文章《从此他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这篇就是跟我的绝交书了。那会儿，我老婆陪她妈妈在上海，我让她去书报摊买一期新民周刊，告诉她徐晋如有篇文章骂我，还写的不错，她买来一看，打电话过来，说他骂得有点恐怖，我说你又不是不了解，让他骂吧，我把这篇文章连同我写南怀瑾的那篇一并放在博客上，并且加了个注，提了一件事情，当年新书会上，他跟我搭配得非常好，我很感谢他。他怎么骂我，就让他过去吧。

  因为南怀瑾，过两天我要到上海的恒南书院去，大家知道南怀瑾在太湖学堂病逝，但南怀瑾晚年其实有点不想待在太湖学堂，他另外有个大弟子，帮他建造恒南书院，可惜书院还没盖好，南怀瑾就去世了。我的这篇文章一出来，南怀瑾的老学生刘雨虹，几乎跟南怀瑾差不多年纪，九十几岁，通过他的弟子发消息给我，认为这是南门以外谈南怀瑾谈得最好的一篇文章，并且收录在南怀瑾去世一周年的纪念集里，他托人带口信，要是我到了上海，想跟我见个面。当然，南怀瑾是个争议很大的人，跟其他国学大师比起来，他是一个现实感非常强的人。他绝对不会像案头学者那样寻章摘句、咬文嚼字。按眼下做学问的标准来看，他的学问一点都不严谨；但按中国的传统学问来看，他做的可是大学问。他的学问，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学问有很大的区别。

  自从我们引进西方的学问标准以后，我们的学问慢慢地变了，现在大家讲到学者，脑袋里的形象都不怎么正面，学者就是觉得那种空谈理论、面对现实事物无能为力的人。学者真的是这样么？当然不是，中国的学问不是这样。中国的学问是既可以谈“世界劫毁与中国文化”，也可以谈“恋爱是诗情，婚姻是修行”。自古有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我们今天的学者，常常把前面两件事情省略了事，直接跳到“治国平天下”，要是一个学者，他跟周边的关系不对劲，跟家人不对劲，我的一个本能反应，就是他的学问很可疑，即使他是院士，拿过多大的奖，我也认为，他的这个学问有假。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所有的学问一定都是融会贯通的。

  读经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自己

  这几年，我在公开场合，经常自曝其短，越是有一点年纪，越来越会以貌取人。一本书到手，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勒口，看作者照片，作者长得好看，翻下去，不好看，一律不看。所谓好看不是漂亮，章子仪很漂亮，但是这两年她变得不是很好看，那时，在《我的父亲母亲》里面她还是蛮好看的，现在不行。另外有些人谈不上漂亮，但是耐看，让人看上去很自在。学问好不好，从脸上也就看出来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带几个一两岁大的小婴儿在他旁边，一看到那人会笑的，这人多半靠谱。要是哭了，我们就该跟这类人保持距离。为什么呢？因为婴儿有一个能力比我们强，那就是感应。越小的小孩，还没有知识的状态，他不会分析，也不会理解，所以直接靠感觉，你这个人面目可憎，他一看，直接感觉到，以致说不出为什么有时候最准。

  我这本书，《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从书名到卷名，都是我的学生小北的主意，一个世界要开始了、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的才好、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恋爱是诗情婚姻是修行……除了第四卷的卷名，其他几卷的卷名都太宏大，这或许跟小北的年纪有关系，这些卷名跟我现在的状态有点距离，我不是太喜欢说那么宏大的东西，宏大的东西容易有陷阱，原先我想好的几个卷名很简单，第一格物，第二致知，第三写人，第四写家。中国的学问在我看来，有几个先、几个后，先格物后致知，先感后知，先修行后学问。现在的学问都倒过来，就会有问题。一个东西我们做不到，即使要说，也要谨慎地少说两句，做不到最好就不要说。我们动不动就要改变世界，可是谁改变得了。苏州有个读经团体，做传统学问算是彻底的了，他们的微博上却有六个大字，“读经，改变世界”，这样读经一定完蛋，读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改变自己，不是改变世界。自己都改变不了，我们怎么改变这个世界。现在两岸太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公知”，大家太急切地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可是面对我们自己，面对家人，却又无能为力。我有一句名言，不要说改变世界，我连我老婆都改变不了，怎么改变世界。在座结过婚的都知道要改变另一半有多难，想要改变另一半，那就是婚姻不幸的开始，因为这是一个妄念。我们自己都不变，凭什么改变对方。

  一百年来，中国受西方思潮影响，如今中国人都学了西方的思考方式，直接看到对方，这个要改，这个要变，“为什么你每次都不改”更是成了口头禅。忘掉中国学问最讲究的只有四个字：反求诸己。先自己改变，把以前对另一半的苛求放掉，这个时候，你们夫妻关系一放松，直接会影响到小孩。去年十一月，龚林娜去我家，她很兴奋，兴奋什么呢？她看到我们家的三个小朋友，眼睛这么亮，很可爱，后来跟他先生老罗讲，下回过年要把小孩带到我们家“留学”，看看我们家的三个小朋友怎么过生活。小孩的眼睛那么亮，一部分原因或是我们常年住在乡下，另一部分就是我们夫妻关系还可以。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夫妻关系简单地讲，那就是一言难尽，说来话长，谁是谁非说不完。反求诸己之后，夫妻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都会往正面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学问都在谈这件事情。今天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中国文化要扮演积极的角色，就要拉回到“反求诸己”，今天要是我们反求诸己，这个世界会变好么？也不见得。只要我们尽到心力，这个世界跟着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人少了，改变自己的人多了，这个世界就会变好。

  没有感，知识就成了一种负荷

  我们讲先格物后致知，先感后知。其实年纪大了以后，男女会有差异，女的在直觉上还是保留了一些，男的随年纪渐长，反而有所退化，更容易受骗，女的看人则比较准。我几乎屡试不爽。刚认识的人，先把照片给我老婆看一下，她说不错，我就放心了。男人擅长的东西跟女人不一样，男人一生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学女人的长处，即使没学到，也要虚心面对。因为真正的学问就是先感后知，先有了感觉，才好接上后面的理解，所有的知识才能有保障。世界出问题，两岸的教育都一塌糊涂，就是因为跳过了“感”，直接跳到“知识”上。上海有位读者给我写了封信，他是个70后，有了小孩以后，受不了应试教育，不想让自己的小孩整天考试，这样会把小孩毁掉。要是把小孩带回家，那又风险很大。台湾还好，可以自学，自己在家学习，保留学籍，一年回学校考三次，三年后照样有毕业证书。但大陆不行。他说在上海要找到好的语文老师很难，所有的语文教材，小孩都不喜欢读。我听他这么一讲，说这是正常的，今天让你们看学生的语文教材，你会觉得很好看，一页一页看下去？不是教材里面选用的文章不好，而是教材的编法很有问题，跳过格物，直接到了致知，一篇文章支离破碎，没个整体的观感。如果前天在杭州的晓风书屋开讲，我本想请个朋友过来当嘉宾，他是富阳某学校的特级教师，擅长经典吟诵，好让大家听听经典是怎么吟诵的。过两天去上海的季风书店，我也想请我的一位唱评弹的朋友过来，给大家来一段评弹，目的在于感。我们的教育理念少了这一块，没有“感”，直接“知”。

  从萧山机场过来的路上，我看到路边开满白色的花，问我的朋友三焦，这是梅花还是梨花？三焦说梅花应该过了，应该是梨花。又问他金华的桃花开得漂不漂亮？我是要来看桃花的，结果他不知道金华的桃花开得怎么样。前年我在长沙，有个读者跟我讲，他的小孩六年级，有次老师问他们，有亲眼看过桃花的请举手，全班只有三个。当然不可能只有三个小孩看过桃花，只是他们视而不见而已。若是在台湾没看过桃花，那也不希奇，毕竟桃花是属于温带的花。但是在长沙，到了十二岁都没看过桃花，怎么可能？！问题是我们从上幼儿园，然后上小学，有多少老师会跟大家讲，这个桃花开得这么漂亮，让孩子去感觉春天的喜悦？他们只会告诉你这是花瓣，这是花萼，一堆知识塞进来，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过一朵桃花。今天我们整个教育的问题，就是你对一个东西还没有产生感觉，直接跳过去，告诉你它是什么，如何如何，把这个感觉跳过去，知识就变成了一种负荷，甚至是一种灾难。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忧郁指数都比较高，前年我来大陆总共二十一天，印象最深刻的那次是在北京大学，我在北大开讲的题目就叫躁郁时代的读书人，底下近两百人，差不多都有点“躁郁”的状态。一般来讲，男的比女的容易得忧郁症，年纪大了更明显，老男人比老女人的快乐指数低，老男人比较偏执。我认识一个朋友，他跟老婆吵架，能够一直念叨三个小时，吓死人。滔滔不绝，完全没用。后来慢慢地了解，女人是先感后知，她感觉不对，再有道理都没道理；感觉对，随便一说都是真有道理。这是根本差异，当然女人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流于情绪，但一个好处，不会在理性的思辨里迷失自己。

  在座若是有人从小数学物理比较弱，心理有挫折感，那么从今天开始可以解套了，这不是你们的问题，反而是你们的优点。我有个学生，聪明乖巧，做事有能力，可是数学不好，现在的教育，数学不好似乎变成了罪不可赦。数学不好，简单点说，就是你比较有女人味，有女性特色。这个世界被数理化统治，才这么乱。我一个好友——诗人杨键，他说1949年以后，人脸就出现了“数理化表情”。不是说数学物理化学不好，而是后来过度夸张，过度夸大，变成一个人一生的十字架，让他爬不起来。我觉得一个人肯做事，在家孝顺父母，那么这个学生就该一百分，数学物理化学到后来真正用到的很少。毕业以后，三角函数我就没用过一次。不孝顺父母，我们要批评。但三角函数学不好，有什么关系。这里面有一种错乱，自从西方学问引进中国之后，我们有点混淆，学问的秩序开始错乱，中国的传统讲究先格物后致知，先感后知，先修行后学问，你自己做到了多少再来说，对你自己有帮助，对别人才有帮助。今天我们整个世界这么乱，从良心上讲，有一个原因，就是学问本身出了问题。

  中国文化懂得踩刹车，知止而后有定

  这本书的最后一篇，写我的小儿子，想说的就是学习本身有多好玩。他学京剧，扮《打渔杀家》里的萧恩，自夸扮相好，小学三年级，他有几个哥们，经常放在嘴边讲，杨宝森，马连良，周信邦，谭富英。跟他一个年纪的孩子都在谈韩流，我家的两个丫头则在说程砚秋、梅兰芳。我的小儿子薛胡，他最大的娱乐就是听京剧，要是拿其他儿歌给他听，他觉得这个好幼稚，给他听流行歌曲，他觉得好吵。京胡不是更吵么？但他觉得京胡很爽，很亮。京剧这些东西，外表看起来，是一种音乐，一种嗜好，音乐全部都是“感”，最大的好处在于不知不觉地陶冶他们的性情。在座各位都知道，老一辈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们生命安稳的状态比我们这辈人要好，他们没读过书，也没受过教育，凭什么生命的状态比我们安稳？依我看有这么几层，一层就是戏曲，儒家说的“礼乐”，其中乐教，上及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另一层则是祭祀。不论家里、祠堂、寺庙，不论祖先、历史人物、天地，跟历史产生连接，跟自然产生连接，整个人的生命就会丰富。我们南部老家，祭祀跟两百年前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再一层就是人际关系、亲族邻里。我父亲生病以后，从礼拜六到礼拜天晚上，探病的亲戚朋友没停过，有的看过一次，隔天又来看一次，他们向来就是如此，亲戚邻里互相关心，这才是中国人的根本。老一辈人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自然安稳，生命的养分不会一下子就干掉。

  眼下台湾年轻人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无感，形容他们有个词叫“白目”，只剩下眼白，看不到东西，一不“留神”，二没“眼色”，成了宅男、宅女，这是最大的问题。教育也好，环境也好，落掉了“感”，追求越多的知识，就成了灾难。科学那么发达，人际关系越来越淡。我们对学问的态度出了问题，才出现那么多的核心问题。雾霾为什么那么严重，因为对自然无感，最后自然逼着你不得不有感，大自然要反扑。若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有那么一点贡献，那可能就是先格物后致知。这样一个学问态度，重新变成这个世界的主流，这个世界才有转变的可能。从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史上一连串改革，自强运动、戊戌变法，中国的改革总是跟日本的明治维新比较，日本脱亚入欧这么快，一帮改革家就认为中国颟顸，这个民族有很多的劣根性。即便没错，但也可以换种角度，因为中国文明太大，太深厚，深厚到面对西方时不是一下子跳过去拥抱西方，而是在直觉上对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有着非常保留的看法。中国多了迟疑，到底要不要这么走，于是，“迟疑”被解释成“颟顸”。即便中国不得已还是踩了下去，确实有了成果，但这个世界也变得糟糕透顶了。几十年前，甘地曾说“等到有一天中国人统统过着美国人的生活，这个地球到底要有几个地球来消耗”，超英赶美，反正要付出代价。

  二十几年前，台湾的雾霾也很严重，空气都是酸的。但现在台北没什么雾霾，不是台湾进步了，而是因为产业外移。台湾可以产业外移，大陆这么庞大的产业又外移到哪里去？去年冬天有三拨雾霾入侵台湾，台湾第一次感觉到大陆雾霾的威力，甚至直飘北美洲，可见雾霾已经顺利全球化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回头看一百年多前我们祖先的态度，未必是颟顸，中国文化跟十八世纪的西方文化比起来，是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是懂得“踩刹车”的文化。知到“适可而止”，止于至善。唐太宗那会儿，有个大臣给他上了个奏章，说是安徽发现铜矿，要是开采，国库每年可以增加多少收入。唐太宗认为没必要，增加这么多收入干嘛。这就是中国文明懂得在什么地方要停下来，该踩刹车了。在座各位生活在金华还好。在上海北京讨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就跟没有刹车的状态一样，每天忙不完，有一股力量推着他们不得不忙。这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不只是上海北京有。他们没法踩住刹车，但中国文明有这个经验，回头看自己，反求诸己是同一件事情，中国的学问，面对世界，面对自己，是同一回事。也要带着全世界回头看，看所有这些发展，科学的进步，有多少真的必要，有多少根本不必要。将来世界若是还能持续，那么，中国文明的这套经验或许还能带来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