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让文学温暖我们的世界

——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

【嘉宾简介】

  关仁山，1963年2月出生于河北唐山。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书画院副院长。

  主要作品：长篇小说《日头》《天高地厚》《麦河》《白纸门》《唐山大地震》，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执政基石》，中篇小说《大雪无乡》《九月还乡》《落魂天》，短篇小说《苦雪》《醉鼓》《镜子里的打碗花》等。

  成绩奖励：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及香港《亚洲周刊》华人小说比赛冠军等。长篇小说《麦河》入选2010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日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4年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译成英、法、韩、日等文字，多部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台剧上映。

  主持人：身影人物，榜样力量。这里是团中央分类引导青年工作活动案例《身影》在线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会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书画院副院长、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老师。有请关仁山老师——

  关仁山：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关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团中央分类引导青年工作活动案例《身影》在线访谈节目。《身影》节目是档榜样典型激励节目。主持关老师的这期访谈，让我想起您曾经也做过榜样访谈。而且是一个深入基层，通过无数次走访交流，最后写成长篇报告文学的榜样访谈。关老师，能否请您和我们分享下您的长篇报告文学《执政基石》的创作过程和感想？

  关仁山：那一年，李家庚的故事引起《河北日报》的重视，然后有个女记者写成内参报告中央，当时***总书记批示，李家庚是千千万万村支书的优秀代表。河北作协领导交给我这个任务，写一本李家庚故事的报告文学。我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走进李家庚的英武村采访他的故事。

  李家庚拖着病体，当了村支书，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起步，为了村民的利益，他牺牲自己的利益，将温暖送到了各家各户。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村民王新是个盲人，家里穷得买不起猪崽儿，李家庚就自己掏钱买来送到他家。王新的老娘非常感激，王新很激动，可自己看不见，就提出：“您让俺摸摸您的脸吧”。李家庚答应了，可王新的这个举动，使他感动得泪流满面。李家庚给因为贫穷付不起电费就常年不开灯的王宝芝家出电费，还亲手给他接上人为扯断的灯绳。原本怕修路占地、拆迁会遇到麻烦，因为李家庚的行动，结果人们通情达理，矛盾迎刃而解。李家庚是一个坦荡的人，他律己严，待人宽。为了修好路，他向王滨道歉，请他出来做质检员；他主动化解了和王满的矛盾。结果王满说：“服了他”，成了他的好帮手。他一时性起，吼了一位做错事还撒泼的村妇，叫警察将其拘留，很快就觉得过分，并立即让警察放人，还向那妇女道歉，使之十分愧悔和感动。前村支书李国金和他有“过结”，积怨长久，但当李国金家的小尾寒羊病危的时候，他跑到秦皇岛为其找来兽医，救活了羊群，免去了大损失。李国金愧悔不已，表示要协同他做好村里的事情。李家庚和韩继涛千辛万苦地运回一批优质树苗，可没有想到一个小伙子正赶上气头不顺，分配村苗时和韩继涛发生了冲突。小伙子的老爹在知道了情由之后，硬是追着打着让小伙子给李家庚当面跪了下来！李家庚就是这样像春雨一样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像阳光一样光照和温暖着人们的身心，为自己的执政打牢了坚实的基础。

从历史看，土改、**时期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毁灭性暴力破坏，以及传统被破坏过程中烙刻在农民精神上的创伤，改革开放、资本入侵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后，延续了几千年的乡村伦理道德的沦丧，失范的乡村秩序、遗落的家园、失去寄宿的漂泊灵魂，以及农民在权利与外来资本强势侵入自己生存空间后产生的身份认同焦虑……在这里，作家提出问题后，关注、思考的，除了农民现实物质生活、外在生存形式的艰辛与变革外，更为深入关注、思考的是资本入侵后，乡村精神图腾的崩溃与重建。作家更为焦虑的，是宗法制乡村社会在被传统乡村政治学统治了几千年后，在现代化改革进程中剥离土地与传统的乡村社会及农民，从生存形态到精神向度的走向；传统而贫瘠的乡村，在骤然之间被权力与金钱双重席卷、裹挟时，乡村精神文化传统与乡村精神秩序被打乱之后的惶恐以及重建与传统坚守之间的两难窘境，同时这也是巨变。

  文学应该把这大变局揭示出来，中国的政治中人的精神困境、内心冲突、撕裂、疼痛、变异是什么？过去我们的创作，太过于看重具体条件下的党派和集团的复仇与胜负之争，很少升华到人类人文关怀层面。很难写出让人类共同感动的大作品，像《百年孤独》《日瓦戈医生》《铁皮鼓》《午夜的孩子》等作品，让人类的每个成员都息息相关。

  主持人：唐山大地震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和震撼心灵的。但很多作家停留在被感动的角色，而您却通过大量的走访事实和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将唐山大地震写成了一部纪实小说。为什么？您的创作目的是什么？您想通过这部作品告诉读者什么？

  关仁山：我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年，我13岁。地震的前一天，我们学校放假，那一天，我在旷野上奔跑，而今发亮的旷野，永远属于梦中的仙境。灾难到来之前，据说有一道蓝色的地光，后半夜三点多种，母亲刚刚从外面看鸡回来，说看见地光，雷鸣电闪的样子，以为要下雨了，就赶紧进屋。还用毛巾擦我额头上的汗珠，我没有醒，是地震给我摇醒的。大地处于一种强烈的痉挛中，先是猛猛地跳几下，然后又左右摇晃着，我听到一种从没有听到过的撕裂声。“哐哐”，时间很短，只见墙上的水泥片生硬地砸在我的身上，脸上。母亲和姑姑喊着：“坏啦！”母亲护着我的身子，有一块钢砖砸在母亲的右眼旁，马上就流了血。母亲不顾自己，使劲儿护着我，把我搂在怀里。只听姑姑说：“往外跑啊！”姑姑和表姐就跑出窗前，母亲也拽着我来到窗前，窗子摇晃得厉害，一下子把我甩了出去。我们再爬起来，我正要跑的时候，母亲忽然一把拽住我，窗前的院墙就轰地倒下来。我多亏没跳，否则会被厚厚的院墙埋住。

  我没跳，灾难也没轻易放过我们。轰隆一声，房顶的檀木和砖块就砸了下来。房顶落下的一刹那，我们都被震到了，多亏有一只箱子放在土炕的东头儿，房顶直接砸在箱子上。我们被埋住了，但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地震，就是地震！这魔鬼，无情无义的魔鬼！这时我对地震有了最刻骨铭心的仇恨。我还能活吗？妈妈在里面鼓励我，让我坚持，然后自己喊着：“救人啊！”我也想喊，母亲不让我喊，怕我消耗精力。呼救声不断，我请求母亲让我到别的人家里救人。母亲摸摸我的头和身子，见到我身上真的没伤，就点头答应了。我走前，母亲从黄瓜架上摘下一根黄瓜，让我吃了，管饿又解渴，救人好有劲儿。我大口大口地吃完黄瓜，就飞快地跑了出去，跑过默默的不平的废墟，加入救人的行列。我跟着大人们救活了十几个人，也帮着大人拖出十几具尸体。我的手指流着血，但是自己已经没感觉了。到处是死尸，到处是哭声。我看着破烂的世界，感觉换了一个天地。累得不行了，就软软地跪倒在地上，身边就是一个死人的腿……

  因为亲历，写《唐山大地震》对于我来说更是一种情结，我是唐山人，亲身经历过唐山大地震。我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创作出一部描写唐山大地震的小说，以祈祷和平，歌颂唐山人民的生活。当初《唐山大地震》制片方在筹集剧本时，还同时邀请了香港的编剧写这个剧本，让我们相互竞争。我和合作者王家惠都是唐山人，我们一直觉得要是我这个唐山人拿不出剧本，就对不起在地震中死去的唐山人民，更对不起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这个剧本是从1999年开始写的，到现在为止已经经过16次修改了。为了驾驭好这样一个宏大题材的作品，我不仅到唐山各地进行实地采访，还查阅了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百人亲历记》等上百部文献资料。后来，在冯小刚电影上映时，我们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获得很好的销量。

地震灾难，让我们引发环境与人的无限思考。地震怎样形成的？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后来，汶川地震，我们唐山人感恩行动，引起世人关注赞赏。我到汶川采访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这是从未有过的历史时刻。我们为汶川地震的死难者哭泣，同时以这个形式流泪。这不是脆弱，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坚强。在心灵的颤抖和眼泪的喷涌中，我们亲切地触摸到生命的高贵和人性的光芒。珍惜自己，敬畏自然。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生命至上”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竖起了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对于灾难，我们要有民族深刻的记忆，我们需要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反思。道德不是孤立的，必须融入广泛的社会范畴，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力。灾难袭来，所有国人表现出的拳拳爱心和公共责任感，昭示着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商品经济，淡化了人们的这种爱，但我们用生命换来的，却是传统的“大爱”和感恩情怀。我们中华民族向来是博爱感恩的民族，我们有足够的爱去温暖那些受伤的心灵……

  我们还需要将哀思转化为自觉的实际行动。活着的人，必须懂得感恩，回报亲友，奉献社会。每一个人该如何奉献社会？用唐山人的话说，今天的哀悼是在重塑一种抗震精神。抗震精神是我们新唐山崛起之魂！唐山人对抗震精神有着独特的理解。正是整个城市的人文感悟，重构了唐山人的精神境界，使他们成为在汶川的唐山志愿者，成为他们永远保持前进姿态的精神原动力。在这座城市里，心与心的碰撞，爱与爱的交融，谱写出了人世间和谐动人的华彩乐章。

  主持人：您的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获得全国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4年获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长篇小说《天高地厚》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两次获《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获第六届《十月》文学奖，两次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两次获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两次获“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称号。小说《船祭》还获香港《亚洲周刊》第二届世界华文小说比赛冠军奖等……可以说您是一个满载而归的作家，一个成功的作家。如果让您给青年作家们做必要的点拨，老师能揭示下自己成功的秘密吗？

  关仁山：搞创作这么多年了，有青涩，有辛苦，有迷惘，还有快乐。得过一些大奖，也得过一些小奖，这都不重要，还是看一个作家所要的是什么？

  搞文学的人，首先要立志，有关文学的立志。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立志的首要条件是兴趣爱好。你有没有搞文学的兴趣爱好，非常重要。你内心的情感，你的故事需要表达，有了表达的欲望，同时在表达中充满快乐，这样兴趣就来了。兴趣一半来自后天的培养。

  一个作家的艺术感觉很重要。自己把自己说服了，那是理智的胜利，自己把自己感动了，那是一种心灵的升华，自己把自己征服了，那是一种人生的成熟。你对人和事感觉的灵敏，取决于你的艺术感觉，你用文字表达的精美，还取决于你艺术感觉。字里行间透达一种迷人的艺术气息。

  关于吃苦精神和毅力。这一点不能不说，没一个人躺着睡觉就能成功。需要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浇灌。诚意，是关键，诚心诚意，诚的另一半就是成功。坚韧是成功的重大要素。只有坚韧方能造就我们的行动能力，无论你怎样有才，如果缺乏热情和坚韧，只能纸上谈兵，画饼充饥。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你自己从决定做的那一刻起，日积月累而成。遇到挫折怎么办？勇敢地闯过去，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所以我们说，拥有梦想是一种智力，实现梦想是一种能力。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谁写作？为自己写作？为评论家写作？为圈子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为哪个层面的读者写作？这是作家必须认真而谨慎回答的问题。我们都会说，为大众写作。为哪些大众呢？为大众为百姓写作的人，会注意自己如何建构一种与读者共享的普通价值体系。有了这个支点，我们才能进入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这是讨论了很久的问题。

  有时候，为谁写是很复杂的。作家洞悉了人世间的“温暖和爱意”之后，赋予生命的美丽与庄严。 作家容易看到生命的尽头，他在心里为人类痛哭，也为自己痛哭。有时，我们不乏悲观地自问：我们是不是陷入某种不可饶恕的人本困境呢？他想通过写作安慰自己，温暖别人，给人一点信心，自己减少一点疼痛。做到这些就很难，何时才能唤醒潜伏我们体内神圣情感？

  同时，一个作家要有坚定的信仰。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提到理想与信仰。我们如果对理想信念动摇，疑惑，那么我们笔下的人物就不可能守住人物和信仰，假如我们对人民缺乏着真诚的热爱，我们笔下的人物就难以呈现思想光芒和情感力量。作品的深度取决于人物形象的情感深度，作品的高度取决于形象的精神高度。所以，作家要永远牢记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不断提升自己的学养、涵养和修养。

  主持人：您一直在思考中国农村文化、政治、土地等问题，而且利用十几年的时间创作了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和《日头》，共130多万字。其中《麦河》《日头》两部入选当年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年度行榜第二名，2015年11月1 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专门为你的三部曲召开了大型研讨会，专家高度评价了你的三部长篇小说，您为什么要创作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您认为乡土写作的未来方向如何？

  关仁山：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基本放弃中篇写作，转型创作长篇小说。《天高地厚》之后，我创作了《麦河》和《日头》。一路创作下来也有十多年了，我是有些想法的，而且这些想法一直在变化中，不知道这想法是不是你说的思想脉络和文化立场。

  这要从创作《天高地厚》说起，我在《天高地厚》的后记中说过：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命运。这句话，后来被媒体大量引用。这部小说出版，赢得了一些赞誉，也听到一些批评。赞誉是我关注了农民命运，批评的是说《天高地厚》写得太瓷实了。瓷实的意思，是太实了。没有把握好作品虚与实的关系。有生活积累，能写出农村的生活气息，但缺少艺术的蒸腾，没有给现实插上翅膀飞扬起来。我的内心受到深深触动。深究起来，还是没有给故事赋予深刻的思想。由于语言的有限性、故事的多义性，作家要想办法，要努力让读者看清楚，你所要表达的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思想吧？复杂生活要用思想点亮，要想表达明晰、透彻，首先作家自己心里要有光亮，有温暖。作家要给思考的结晶镀上光，让现实从黑暗里分离出来，让读者感受到被光照亮的现实世界，其实这就是作家创作的艺术世界了。

  在创作《麦河》阶段胆子就大了一些，借助月相的变化结构故事，借助盲人与鬼魂的对话，利用一只百年雄鹰的两次蜕变，带着泥土飞扬起来，有了形而上的思考。我借助人物发出“救救土地”的呼喊。同时也写了河流的灵动、土地的沉稳和小麦文化的绵长。《麦河》但并不能让我满足，深度、广度以及人物的复杂性上还是不够。下一部，我想从文化上、制度上以及人的劣根性上，都能够找到时代的病灶。金沐灶的破解之路历尽艰辛。资本时代的文化人格是分裂的，亟待整合，农村发展要想避免重蹈覆辙，从容走进新的历史形态，必须作出新的文化选择。

小说是写爱恨情仇的，其情感深度代表作品深度，但是，小说也是写文化的。《日头》小说出现的金沐灶《我的农民主体观》和《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是社会学著作，这些书是有的，其中《我的农民主体观》是民间思想者金沐灶的著作。他是生活中实有的，三农问题专家的专著，我读过，因其深度不够，可以算作本书主人公的著作。关注现实的作家应该有把最近的正在发生的现实小说化的能力。力图做到故事性、传奇性、情感性的渲染使小说有效地避免了简单化、概念化图解现实的弊端。我想了想，支撑作品的内在力量是文化，但是，由于金沐灶受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领悟到国学的精髓，经过灵魂的困境与挣扎，总结出自己的“农民主体观”。主体观就是主观能动性，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这一主题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种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既体现了主体的自主能动性，又体现了主题的客观规律性。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在作用于客体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到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和同等的国民待遇；根据自己的需要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自觉地从事生产劳动，有权支配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以主人翁的姿态能动地参与和管理日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务等等。

  从农民主体观出发再思考，怎样由一个书写者变成时代审视者？这部作品要埋下问题，浮起追问：谁是土地的真正主人？在新书发布会上，评论家施战军说：“《日头》对于农村小说的突破，体现在土地属性上的突破，土地属于谁，在农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问题、要命的问题，关仁山的《日头》恰恰就把写作的钳子掐在了这个根上，我们在土地的属性上有极大地疑问，而《日头》勇于触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他过去的作品精神是顺着历史的潮流朝前走，《日头》的精神则是逆着历史，返回到根底看历史，这就使这个小说有了审美风貌和思想深度。”

  《日头》不像《麦河》那样把土地符号强化得很重，但是，土地隐藏到了背后，表面看不见土地，但是，故事背后却是暗流涌动。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讲，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向城镇化的现代文明的转向，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是不可抗拒的，因而，它对传统文化及其道德心理的震撼也必将是强烈而持久的。城镇化表面是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实质应该是文化观、价值观的变化。农民变成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新人，这就是金沐灶所说“农民主体观”。然而，在这场划时代的转型中，我们对城镇化的理解却是肤浅的，急功近利的，我们认为城镇化似乎就是拆农屋、建高楼，让务农的农民变成务工的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恶意资本趁虚而入，它追求利益最大化，加上官商勾结，掠夺是残酷的。《日头》不能对城镇化过分情绪化的诅咒，而是通过金沐灶试图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结合中，从“人心”的角度思考城镇化的正确方向。从现实来看，我们目前的城镇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野蛮性。错误的政绩观与恶意资本的联手，借发展之名进行的野蛮拆迁，是极权政治与垄断资本的二位一体体制的必然结果，农民不是土地的主人，也不是田园的守望者，他们成为被这种体制任意驱赶的弱势群体。汪老七在征地中**而亡，就是一个例证。所以，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要借助《日头》再次发出呼喊：谁是土地的主人？

  从这个唯度上看，思想脉络以及走向应该是深刻剖析现实问题，同时也要有超越，有温暖，有爱，有化丑为美的能力。让文学温暖我们的世界。这应该是一个目标。

  作家是个体，个体与历史的对话容易，个体与现实的对话就困难一些。现实是冒风险的，因为它没有拉开距离，具有不确定性。这是挑战，也是绝好的机遇。世世代代以来，中国农村始终没有摆脱劣势的地位，中国农民不断在苦难中挣扎、奋斗，到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中最底层的位置。然而农民是乐观的，特别是小麦、大钟、状元槐、等等意向让我们意识到乡村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祥和，是一种平静和幸福。资本闯入乡村之后，反而不幸福了。这是为什么？农民贫困的根源是什么？

那次在山西吕梁采风，我们聊到如何突破《麦河》的问题，别总是想着塑造新农民形象，那样会被限制的一个怪圈里。其实，写出今天乡村的真实就够了，我慢慢消化了好几天，就想，中国乡村真实是什么？真实是可感的，更是虚幻的，真实便随着我们的追寻在破碎、瓦解、消融，如烟尘远去。有一点是必要的，就是在大时代广阔的背景上展示当代农民真实生活状态和心理特质。农民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有的还很严重。我在小说中提到，乡村文明的溃败的背景下，农民没有多少话语权，连农产品的定价权都没有。我发现离城市近的乡村，几乎被城市同质化了，发展落后的乡村几乎空心化了。如何认知这样的现实，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文学的用处，也就是文学的功能，其实，文学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文学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但是，作家靠作品产生精神性的影响。文学能够完成精神的创造，对人类的温情与关怀，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现对时代的担当。比如，现实中的问题，资本和权力合谋，必然形成利益掠夺。农业不是暴力行业，需要政府的扶持，资本是贪婪的，恶意之本还带着血腥。资本的到来，农民和土地是抱有警惕的。在《麦河》提到资本在土地流转中的巧取豪夺，但是，被我对土地的讴歌中淡化了。《日头》中我要重点批判封建流毒的肆虐，批判资本对人性的扭曲和变异。一个拜金社会人心失控是非常可怕的。现在党和国家的反腐，改进向深水区有效推进，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在建设公平公正的法制社会前行，我们不能对前景无望，应该建立信心。农民问题在土地流转的新背景之下，走进了新型城镇化的轨道。进城的农民拿到巨额补偿款，有的堕落，有的从新创业，有的人格分裂，有的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文学应该走进农民中间，用大爱化解恩仇，书写人间大爱，温暖抚慰那些受伤的灵魂。总之，农民有苦难相随，问题都会过去，农民带着难解的忧患和繁复的向往走进了历史的新形态。

  现实主义过去往往强调批判功能，这很需要，今天如何发挥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是一大挑战。批判的尺度多大？批判的穴位找准没有？这些都是挑战性问题。其实，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追求，就隐含了对批判性的强调。直面现实就意味着揭露现实的阴暗面，让一切假丑恶的行为、事物无处藏身，对其审判、谴责和毁弃。但是，现实主义应该是开放的现实主义了，创作中作家会吸收许多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段和文学元素，补充和丰富现实主义。我的新小说《日头》讲述了冀东平原日头村近40年的变迁，描绘了几个家庭(金家、权家、汪家和杜家)三代子孙，经历**、大包干、乡镇企业兴起、农民进城、现代农业、城镇化等历史阶段，为生存斗争不已，日头村翻云覆雨、利益角逐、灵魂搏斗的惊心场面。这是需要用现实主义方法来完成的。其批判性，也是体现在故事和人物形象之中的。经过创作实践，我终于明白，过去如果说我过去的作品精神是顺着历史的潮流朝前走，如果换个思路逆着历史，返回到历史根底审视历史，批判现实，这样才能使小说有新的审美风貌和思想深度。一篇作品的丰富性不在于其情节、人物关系的复杂铺陈，而在于不同的读者对于作品的解读有不同的含义和启示，这就是作品的多义性。作品的多义性意味着作品的丰富性。

  在我的《日头》发布会上，著名批评家孟繁华说，《日头》对乡村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的思考和文学想象，也应和了我曾提出的一个观点：乡村文明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对乡村中国书写的终结，这一领域仍然是那些有抱负的作家一展身手前途无限的巨大空间。

  主持人：《身影》节目是一档榜样节目，也是一个志愿者的公益节目，截止目前举办各类访谈各类访谈活动300多期，您怎么看《身影》节目？最后请您给节目前的青年网友们说两句话。

  关仁山：一、这节目非常好，是正能量的，对青年人帮助很大。 二、阅读会影响青年人的一生，阅读会让你更美丽，精神更富有。

  主持人：非常感谢关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身影》在线访谈，和我们谈文学。谈文学的创作，谈文学的艺术，谈文学的发展，谈文学的担当和社会责任。我相信，这次访谈，一定会给刚刚学习写作的朋友和作家朋友以很大的启发和鼓励， 对提升自己的学养、涵养和修养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身影人一定会努力打造出榜样的身影，榜样的文学。再次感谢关老师有筋骨，有温度的文字，感谢关老师的辛苦付出，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王会琴，下次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