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隐逸心态和狂士风骨

归隐，自古以来就是士大夫避世的传统。孔子说: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19)如果不能实现抱负，不如乘竹筏，隐居海上。屈原望天长叹: “或偷合而苟进兮，或隐居而深藏。”(20)每逢乱世、衰世，吏治腐败，政局混乱之际，就出现避世思潮，先秦两大哲人也只能作出或是苟合或是隐居的抉择。与出世不同的是，避世者并非是四大皆空的出家人，他们有家有室，有入世的追求，有生活情调，往往遭遇宦海风险，疲于官场争斗，既无回天之力，又不甘随波逐流，以特立独行的姿态，躲进小楼成一统，激流勇退，明哲保身。

在中国历史上归隐之风最盛行的是在魏晋和晚明，这恰恰是在乱世之秋和王朝没落的衰世。明代与魏晋相距上千年，时代不同归隐之道亦有变化。陶渊明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反映了魏晋时代失意的士大夫向往的是离群索居，不问世事的桃花源，而晚明的隐士却不必躲进荒山野郊，尽可以居在闹市为“市隐”，不离官场为“吏隐”，不拘行为是“心稳”，有人因此专作《隐说》: “昔之人谓有天隐、有地隐，有人隐，有名隐;又有所谓充隐、通隐、仕隐，其说各异。天隐者，无往大不适，如严子陵之类是也;地隐者避地而隐，如伯夷太公之类是也;人隐者，踪迹混俗，不异众人，如东方朔之类是也;名隐者，不求名而隐，如刘遗民之类是也。他如晋皇甫希之人充隐，梁何点人称通隐，唐唐畅为江西从事，不亲公务，人称仕隐。然予观白乐天诗云: 大隐在朝市，小隐在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则隐又有三者之不同矣。”(21)

有关隐逸之论，弄出市隐、吏隐、心隐、天隐、地隐、名隐、充隐、通隐、仕隐、中隐种种言论，名目之多远胜魏晋，这是明代士大夫的创造。著名才子袁宏道一语道破天机:“ 大隐在朝市，何劳避世喧?”“ 山林亦朝市，朝市亦山林。”“市朝无拘管，何处不渔蓑? ”(22)既然在朝在野、为官去官都有隐逸之趣，那又何必苦守山村野舍? 只要心有所属，哪里都有深山净土，不必改变既有的生活，就能隐逸，何乐而不为? 这给士大夫提供了不离世俗而又超脱世俗的依据。明人自认这是“虽脱根尘，实不离根尘。”(23)既向往避世中的超脱境界，又不愿忍受避世中的孤独和寂寞，遂有这种隐世而又恋世，在恋世中以求隐世的方式。因此两栖的“仕隐”备受青睐，这种既出仕又栖隐，似隐非隐的“中隐”在晚明流行开来。

避世者往往在繁华的城镇辟一方清静的宝地，营建城市山林，如明代著名的市隐园、洽隐园、招隐园、归田园居等等。那些号称山人、居士、隐士们，有的依旧像当官的一样出入公侯之家，受到权贵的器重，所不同的是由在朝而退至林下，或是优游自得，游戏人生，或是讲学结社，咏诗弄文。只要是抱道忤时，去职归田的，都标榜为清流、隐逸，啸聚同道，訾议时弊，由此形成一股在野的社会力量，甚至成为沽名钓誉的捷径，所以明代的隐逸远比魏晋的隐士们要复杂得多。

虽然如此，隐逸之风给明代士大夫们的修心养性，澹泊恬淡，提供了一种清闲的生活方式和自由洒脱的心境。赋闲的、为官的都标榜山林之气，明人朱国祯评论说:“‘ 朝里有官做不了，世间有利取不了，架上有书读不了，闲是闲非争不了，不如频频收拾身心好。’此语极有省悟处。”(24)身居雕墙之中，心怀山林之志。醉心于闭门读经书，开门迎佳客，出门寻山水，这就是明人标榜的“三门之乐”。 最典型的隐士生活，莫如一首《行香子》的描述:“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 且陶尽天真，不如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25) 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率真而又恬淡的人生态度，对人情世态的洞穿，是隐士们常有的心态。

士大夫逃避现实的另一种办法就是装疯卖傻，这就是《楚辞》所说: “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以装疯逃避商王暴政，见于史籍记载的，箕子算是第一人。明代以佯狂避祸的著名人物当属苏州才子唐寅，他出身屠贾，经营肉铺的家世，论社会地位并不高，但他的才气却名闻江南。江西宁王朱宸濠坐镇江西，发展势力，招揽人才，以重金聘得唐寅为座上客，唐寅目睹宁王种种不端，料定必有反志，一旦事发，殃及自身，祸莫大矣。可这王府进来容易出去难，为了摆脱干系，故意赤身露体，弄出种种不堪入目的丑态，宁王闻讯，以为唐寅不过是一疯子，立即把他送走。后来宁王果然被法办，唐寅安然脱身，就得力于佯狂的本领。但这毕竟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晚明一代统治失控，管理松弛，社会氛围比较宽松，士大夫得以有展现自由的空间，无需刻意装疯，更多的是恃才傲物的狂士，表现为特立独行的个性。

在古人心目中“狂”字并无贬意，而是一种风度和个性，孔子说:“ 狂者进取”，这是嘉奖，大诗人李白，在唐代被称为“飞狂才”，宋人苏轼说他是“狂士”，所以“狂士”自古就是士大夫志向高远，不拘礼法的风格。唐寅就是这样一名放荡不羁的狂士，他最恨假道学，声称:“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26)

他不当官、不种田，就靠卖画为生，可他的画并不轻易出手，常见的是他当街坐在酒楼上自斟自饮，凡有求画的都得带酒来，陪他痛饮终日，待到酒兴正浓，大笔一挥，高山流水、花鸟虫鱼，男女老少，栩栩如生，令人叫绝。因此有“欲得伯虎画一幅，须费兰陵酒千锺。”之说。他自诩:“龙虎榜中名第一， 烟花队里醉千场。”生性高傲，对权贵不屑一顾，见到花开花落却悲从中来，痛哭失声。他目空一切，却对平民有天然的情结，自号“布衣大侠”，赋诗作画，喜用俚语俗词，他撰有一首劝世歌云:“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没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早白。请君试点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年年一半无人扫。”(27)这首歌把他对人生的洞察和辖达，写得琅琅上口，深得民众的喜爱。

唐伯虎与沈周、文征明、祝允明，并称为江南四大才子，名满全国，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他们:“ 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四人中除沈周生活在明中叶，有三人同处晚明时期，祝允明，因生有六指，自号枝山，生性豪放，举止倜傥，喜好赌博、听戏，有时还粉墨登场，所书狂草，纵横挥斥，无拘无束，号称“明代草书第一人”。文征明一生绝口不谈道学，他的诗文书画可以随意赠送他人，而对富贵人家片纸不予，绝不送王府公侯，有的亲王以珍宝古玩相赠，以求得一纸半字，但见赠礼上门，不屑一顾，原物掷还。

张梦晋是又一个不问生计的落魄才子，得钱就一醉方休，一日游虎丘，见有商人在亭中饮酒赋诗，他装成行乞者讨酒，因为出言不凡，令人刮目相看，请他吟诗，他挥笔立就，洋洋洒洒近百首，写罢扬长而去，商人惊为天人，寻他上座，他又改扮成朱衣金目，作出种种怪诞状，把人们吓一跳。

山阴人徐渭，兀傲不群，知文知兵，书画双绝，是文武兼通的奇才，他善写长联，一联多达百字，明人无出其右。可他一生潦倒，自书:“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胸怀丘壑万千，却难觅施展之地，空怀满腔抱负，只落得像凡高一样自虐，用利斧击破头颅，用利锥刺入双耳，多次**，终以自绝而亡。

他们都是一群才情骄人，行为怪诞的著名文人，又都以冒犯礼教的放荡行为成为明代小说戏曲的话题，在民间不径而走。家喻户晓的唐伯虎点秋香，乃是张冠李代，并非真有其事，但在坊间里巷流传不息，是因为他们有相似的风流品性，又多是擅长丹青的高手，相当于当今的文艺界明星，附会种种传闻逸事，使这类故事长盛不衰。

另一种狂士，以深邃的思想打动人心，有的还成为世人追随的偶像。晚明一些离经叛道、标新立异之士，往往都有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以异端著称的启蒙思想家李贽，自称“天幸生我大胆”，“是人之非，非人之是”，指责《论语》不过是迂阔门徒、懵懂弟子，有头无尾、得前遗后的杂记，儒家的经典六经，是圣人的糟糠。他在黄安讲学，破天荒地**女弟子，引起舆论大哗。讲课时见到学生穿戴整齐，不以为然，以为不如携歌妓舞女，浅斟低唱。见到弟子拥妓出游，他为之张扬，认为这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他削发为僧，却不守戒律，带着僧侣，到寡妇卧室化缘，他把这些女性比作观音，写成《观音问》，广为传布。他渺视君臣为伦理之大义，一生以朋友为性命，突出朋友是伦理之首。他著书题为《焚书》，表示“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语，恐览者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后来取名《藏书》，希望他的书先禁而后藏。面对道学家咒骂他是“妖人”、“异端”等种种攻击，毫不在意，而他对自己的学说充满信心，一如既往，发布惊世骇俗之论。虽然他的书在生前和死后两度被禁，但所有的书都被刊印，在民间几乎人手一册，家传户诵，成为晚明最热门的读物。

江南才子冯梦龙嘲讽宣扬名教的“教化”为“叫花”，历史书是“乱说话”，“经书子史，鬼话也。”自少就爱嬉游，放浪成性的张岱自述:“ 幸生胜地，鞋(革+及)间饶有山川;喜作闲人，酒席间只谈风月。”(28)他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调情诗;吕尚见色动心，掩面斩妲已;孔子也有小老婆等等，说明圣人也不能没有情色，主张把“色胆大如天”贬词，改成“情胆大如天“的褒词，汇集民间俚歌俗曲，“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提倡建立“情教”。出自中原的著名思想家吕坤，声称自己不是道学、不是仙学、不是释学、不是老庄申韩学，“我只是我”(29)，他的书房自号“新吾”，书房是“去伪斋”，宣称“举世都是我心”，着意突破道学樊篱。

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王艮别树一帜，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认为顺应自然，以已欲度人欲，就是顺人意应天理的行为，他提出“百姓日用即是天理”的思想，自认是大成之学。作《大成歌》说: “随大随小随我学，随时随处随人师。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罗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谁能比，开辟以来惟仲尼。仲尼之后微孟子，孟子之后又谁知? ”(30)他行为怪诞，有时头戴纸糊的五常冠，身穿上古的宽衣大袍，手持笏板，踱着方步，招摇过市，引得人们围观，他得意地说，这是“过市井启发愚蒙”。“知我者其惟此行乎! 罪我者其惟此行乎!”料定这一行为必在后世引起议论。事实也是这样，其叛逆性不仅冒犯当局，也为世俗所不容，致使在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徐樾撰写墓铭时，难以下笔，唯恐“片语不居其要”，一拖就拖了十年。王艮的弟子何心隐，厌弃科举，自费到北京讲学，宣讲以欲为性，公然宣告五伦中只信朋友一伦。清初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论何心隐、颜山农、李贽等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对他们冲破名教的勇气，出奇制胜的思想，傲睨世俗的个性作了最好的赞誉，这就是晚明一代狂士的风骨。

四、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担当

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们或有隐逸心态，或有狂士风骨，但当国家危亡关头，又往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担当。有一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古话，典型地表述了士大夫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责任感，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始创者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这里国家与天下不是同一个概念，以天下与国家相比，国家比较淡化，亡国是改朝换代，这是君主和当官们谋划的事，而仁义败坏，道德沦丧，才是百姓义不容辞的责任。关于这点，章太炎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对的解释是: “匹夫有责之说，今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之云云。”认为保持道德比保持政权更重要，这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国家观，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乃是文化信念，是对中华文化的担当。古人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这不是武力的征服，而是指文化的治理和征服。虽然这是华夏中心主义，但却表现了古人对祖国文化的自信和优越感，这是封建时代爱国精神的体现。

然而，尽管士大夫们对中华文化有充分的自信，但在现实中却屡遭亡国之痛，尤其在明清之际，士大夫们身受国破家亡的痛楚，辗转反侧，痛定思痛，得出一个惊天动地的结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31)由此谱写了中国启蒙思潮的最强音，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唐甄的《潜书》。

这两个同时代而从未谋面的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对君权至上的弊端提出质疑和抨击。黄宗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君道的失落，致使君主与天下人为敌:“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捕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日)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而产业之花息也。然则，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首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32) 唐甄提出“势尊自蔽”的命题说: “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色失容，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于斯之时，虽有善鸣者，不得闻于九天;虽有善烛者，不得照于九渊。臣日益疏，智日益蔽;伊尹、傅说不能诲，龙逢、比干不能谏，而国亡矣。.... 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 势尊自蔽也。”(33)这就尖锐地指出，位置愈高，权力愈大，愈容易受到蔽目塞听，因此，权位至上有可能肇成祸国之源，这不在于他人所为，而是权力本身造成耳目闭塞的后果，这才有《抑尊》的篇章出世，明确提出抑制权力的主张，这样深刻地对权力集中之弊的思考，已接近“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现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