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个建议：
1、中山文化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样本。
古代的中山国是镶嵌在燕赵之内的一个小蛮夷之国，有山得国名。由狄族建立，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根据史料记载，早期的中山国是北方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发源陕北绥德一带，逐渐才迁徙到太行山一带。
从中山文化遗存可以看出，古代的中山文化具有鲜明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性，已出土的器物中，有游牧民族特点的双耳铜釜、扁方壶、兽首青铜短剑和金腕饰、嵌松石金质虎形牌饰，这些明确地反映了北方游牧文化与华夏诸国文化交流与影响。
有鉴于中山文化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性，我们今天的中山文化，应该充分拓展其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内涵，把中山文化打造一个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样本。
  2、定州《论语》是现存最早的《论语》抄本。
定州《论语》是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论语》抄本。这部《论语》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抄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在文字上同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的差异达700多处.这部《论语》是弥足珍贵的古代文存，值得重视。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大批竹简。该墓竹简出土后于1974年6月送至北京保护整理。经过整理，发现这批竹简内容多为先秦文献，极其珍贵。其中有《论语》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
残简的释文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
1990年代初，朝鲜在平壤贞柏洞调查了3000多座汉代古墓，其中364号墓出土了一批《论语》简，估计总数在120多枚左右。全部材料朝鲜社会科学院一直未曾公布，部分照片辗转传到日本再传到韩国，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由于同墓出土有《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所以其年代，至少在此之前，即公元前45年以前。所以它是除河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以外较早的论语版本。《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出自中山怀王刘修之墓，而刘修死于五凤三年(前55)[10]。前后相差十年。定州本《论语》存字7576个，将近传世本一半的文字，但差异之处有700多处，近十分之一。平壤本《论语》的39简中，有10简内容完全与今本相同，其余29简有差异。而此29简与定州本相比，内容相同者10简，文字差异者19简。不过未曾寓目的平壤《论语》简可能还有70多枚，内容不得而知。所以日、韩学者认为：“平壤贞柏洞364号墓中出土的《论语》竹简，与1973年中国河北省定州汉墓中发现的《论语》竹简几乎是同时代的，作为目前已知的《论语》原典，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资料。”
二、两点心得
1、《战国策》“中山国”入选有感
《战国策》记载了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战国时期国别史和汉民族历史散文集。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
《战国策》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此书宋代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师道作《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战国策》专门辟有《中山国策》，收录中山国事九章：
1、 魏文侯欲残中山；2、 犀首立五王；3、 中山与燕赵为王；4、 司马憙使赵为己求相中山；5、 司马憙三相中山；6、 阴姬与江姬争为后；7、 主父欲伐中山；8、 中山君飨都士大夫；9、 乐羊为魏将攻中山。
在战国时期，中山虽然是“千乘之国”，但毕竟是一个小国，一些比中山大的国家如越、鲁等都没有入选，为什么《战国策》单列中山入选成策呢，也许原因如下：
其一，刘向汇编《战国策》是补战国无史之缺憾，是《春秋》续貂之作。先秦的史籍，三代有《尚书》，春秋有《春秋》，《春秋》虽是鲁史，但内容却涉及其他诸国历史。独战国无史。
其二，选“中山”入书，是补《史记》之缺憾，是《史记》补漏之作。查阅《史记》，是书对中山国历史记载很稀少。其中当有隐情。根据史马迁对自己身世的叙述，我们可以推测，史马迁的祖上即是三相中山司马憙。故他的祖先有叛魏投中山国之举，后来三次担任中山国相国的司马憙和他亲儿子司马子期，因为没喝到一杯羊羹，便出卖中山国，谋杀大臣，引赵军攻破中山国首都灵寿，中山姿王逃往齐国，祖上的种种恶行，不仁不义。身为史官的司马迁为祖上讳言，便是《史记》稀述中山国史的原因。
 
2、 古代北岳在中山国
 旧时官方及汉族民间广泛信仰的神祇，即北岳恒山君神，戴太真冥灵冠，着元流袍乘黑龙，佩长津悟真印。
有关五岳的详细记载，较早见于秦汉时代的古籍《尔雅·释山》，五岳皆是古代帝王封禅祭天之处。封禅名山，实际上是古代帝王巡守疆土、炫耀武功的产物。第一次举行大规模封禅仪式的是秦始皇。
汉之前五岳之制因势而异，各有不同。西周建都于丰、镐，以华山为中岳：东周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又以嵩山为中岳，华山为西岳。只有东岳泰山和北岳恒山称呼未变。至汉武帝时，才正式创立五岳制度，并登礼天柱山封为南岳。据《汉书·郊祀志》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颁发诏书，确定以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即天柱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后，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诏定湖南湘江之滨的衡山为南岳，废霍山为名山。北岳恒山在汉、唐、宋时，皆在山阳的河北曲阳登礼。至金、元、明、清诸代建都于北京，曲阳之山在京城之南，与北岳名称不符。而恒山主峰天峰岭位于山阴的山西浑源，恰在京城之北。所以，明代称浑源恒为北岳，但因路途遥远，祭祀仍在曲阳。直到清代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才根据礼臣的建议，改招北岳于浑源。这就是五岳。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文化史室主任）转自定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