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也：褚健式“囚徒困境”——褚健的“中控”与浙大的“失控” 　　 _鸿蒙

贾也：褚健式“囚徒困境”——褚健的“中控”与浙大的“失控”

导语：不一般的褚健案
浙大副校长褚健案一波三折，堪称中国“科技第一大案”，当事人被羁押已经3年，2次退侦，5次延审，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跳，也关乎着产学研甚至是这个时代的脉搏。工程院院士汪楢生非常关心此案：“一个有成就的学者，这样不明不白地抓了，不审也不判，到底是什么说法？”
因中控总部就在笔者所住区域，而笔者身份又是浙大校友，一直关注此案，在国庆期间开展了一场漫长的“私家调查”，始有此篇“李菊福”式的评论。以下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一、一封匿名信引发的疑案
褚健并非泛泛之辈，本是传奇式人物：
30岁成为浙大最年轻的教授，1999年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并牵头成立浙江大学先进控制研究所，先后取得9个国家级的科技技术进步奖，2007年由他领军完成的高速工业控制网络EPA技术更是成为中国自动化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而“如果不是被捕，褚健很可能成为2013年的新晋工程院院士”。
褚健履历之豪华，似上天之垂顾，足以令咋舌，绝对知识精英一枚。
褚健与笔者，于学籍而言，同为浙大学子；于籍贯而言，同为浙北人士，既为学长又是乡贤，自然倍感亲切，历来引以为傲的。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封神秘的匿名举报信，让褚健顿时命运陡转，身陷囹圄，不禁为之扼腕叹息。

目前举报信流传甚广，已有好几个版本，但内容基本一致，主要列举褚健“三大罪状”：一是贪污科研经费；二是向国外转移资产；三是生活作风问题。
正是这封举报信，引发了有关部门对褚健“地毯式”的调查，并直接导致正处处于申请工程院院士之际的褚健沦为戴罪之身。
事实上，很多熟知褚健为人的浙大师生认为：这一封举报信漏洞百出，纯属恶毒攻击！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情来看，举报内容也根本不靠谱。
这一点可以从检方的调查就可以看来出。根据检方调查出具的起诉书，对褚健的指控与匿名信举报内容完全走样，实际上间接证明了这封匿名信完全不符合事实，也就是说根本没涉及这“三大罪状”。
但是，褚健被羁押已经3年，2次退侦，5次延审，足以说明褚健案的复杂性。而恰恰是这一系列“非正常”的调查，才让褚健案更显扑朔迷离，引发多方猜测：是不是检方铁定了心要办成“铁案”，先定刑期再凑证据，比之“有罪推定”更有过之？
另一方面褚健通过律师发表了自我声明：我没有经济问题、没有任何违纪问题、没有任何生活作风问题……从检方的起诉书来看，褚健确实还算“爱惜羽毛”的，说是贪污腐败似乎说站不住脚跟。
比如说“贪污科研经费”一项，褚健认为自己领导的科研团队100多人合法合规、审批严格的人员经费和津贴是无法“定性”为其个人“贪污”的。这正是母校800多位师生联名上书求情的根本原因，其中包括现任学院院长、退休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以及工程院院士等人。
因此，褚健案并不是什么贪污问题，或者说这不是褚健案的核心了。
褚健案事发三年，直至今日都不能公开审判，便引来多方猜测，坊间认为褚健落马缘起“浙大抵制校长风波”。

作为浙大学子，对于这个风波至今记忆犹新的。褚健被查之际，据浙大一知情人士透露：如果没有“教授抵制新任校长运动”，褚健如今仍然稳稳地坐在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的位置。
这个风波发生在2013年6月下旬，一条关于“浙江大学教授集体上书”公开反对新任校长任命的新闻开始热炒。浙大学子反对在重庆大学多有“败绩”的林建华“空降”，而浙大校友更是添了把火，炮制了一份“战斗檄文”。最有趣的是，还抛出了新任校长的“四大条件”：
一是校长应是专业学科领域的学术精英，应拥有的国家院士的头衔，或是公认的著名学术团体的领头人和创始人；二是校长应对浙大有着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或者有丰富的任职经历，学校管理能力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三是浙大处于非常关键时期，校长应年富力强，最好能连续担任两届，保障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浙大要建设国际超一流大学，新校长应有在海外留学、教学的经历，有国际化视野，最好有国外高校担任教授甚至管理者的经历。
四大条件将林建华拒之千里之外，其目的就是想从浙大副校长里面选。
按理来说，常务副校长当然是最热门人选，分别是宋永华和吴朝晖。其中宋永华的呼声最高，在校内人尽皆知，据说杨卫也推荐了他的，但终因国籍问题，始终未能获任。而对照这“四大条件”，副校长褚健恰恰都能对号入座的，属于“完美校长”，相对于另一个常务副校长吴朝晖有过而无不及。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为褚健“量身定制”的。
于是，在浙大校内论坛有人发帖称：这个抵制闹剧是受褚健暗中指使。由此褚健卷入了这场风波。
浙大给外界的印象就是形成了“小团体”，想自己推荐校长，而非中央任命，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不正确”，有对抗中央的嫌疑，褚健算是一个中心人物。正因为如此，有人才会揣测褚健的政治不正确才导致他成为特殊“料理”的人物。
最终这个风波以惨局收尾，林建华只在浙大担任1年半校长后就去执掌北大了，褚健则身陷囹圄，而吴朝晖则无争议地新晋为浙大校长。
身为浙大校友，也深知母校排外确实有传统的，从民国就已经开始了，历史上驱逐外派校长的事情一堆堆，即使是竺可桢要不是浙江人，根本镇不住，杨卫是这么多年唯一一个外派在浙大深得民心的人，也让浙大本土土著势力非常不满。
当然，褚健因抵制林建华赴任遭清算的说辞是被证伪的了，用浙大新闻办的说辞就是：启动褚健调查在先，而校长风波在后。不过，用民间的解读来看，很有可能这件事加速了褚健的落马，是一帖最好的催化剂。
既然褚健的问题并非举报内容，又非校长风波，那么到底犯在哪呢？

二、褚健之中控，浙大之失控
目前按检方的说辞，褚健被查纯属“偶然”。
这个“偶然”的定调，解读起来饶有滋味，最终起诉书矛头所指，锁定在1999年至2003年这期间的。
检方认为：褚健低价购买浙江大学工程中心和浙大海纳中控公司持有中控科技公司股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说他掌管校办企业8年侵吞数亿国资。
1999年至2003年这段时间正处于浙大中控改制期间，而在这之后即2005年，褚健重返浙大校园，担任副校长一职。
这就是为何检方称褚健案“纯属旧事”。
也就是说：褚健案犯事并非在浙大副校长任上，而是折戟在浙大中控改制这事上。如此说来，一二十年的中控改制，才造成了如今扑朔迷离的褚健案。
要说浙大中控，先要说浙大海纳。故事要从上世纪90年代初说起，当时浙大想顺应当时形势，打造浙大“产学研”的一个招牌旗舰，类似清华紫光，北大方正、交大昂立、同济科技等等，于是，便有了浙大海纳这个梗。
浙大海纳取自于浙大校歌第一句“大不自多海纳江河”。后因浙大建设紫金港校区缺钱，欲将浙大海纳上市。众所周知，上市就是圈钱的套路。

浙大海纳以学校主体控股上市，上市初期主要以半导体、工业自动化、IT服务三项核心业务，这都是浙大“金字招牌”，而这三项核心业务，实际上分别由李立本为首的立立电子科研团队、褚健为首的中控科研团队和赵建为首的快威科技科研团队控制着。因为这三项核心业务带着科研的色彩，上市之后这三大科研团队开始与浙大海纳主体剥离。在这剥离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管理层资产挪移的情况，三个科研团队走了不同的道路：
首先是“出走路线”，半导体一部分资产卖给了立立电子，这家公司是海纳董事长兼半导体厂长李立本为首的学校骨干创立。后来，立立电子谋求独立上市，资金全都申购完毕，眼看就要挂牌了，结果被证监会喊停，其中的原因就是改制中出现一些瑕疵。但立立电子还没被清算，而且按照目前形势来看，也不大可能被严格清算的，毕竟大致程序还讲得过去的，立立电子将股份给了研发团队，或者上交一部分给学校了，吃相并不是很难看。当然，更重要的是，李立本由此脱离体制，正式“下海”去宁波创业。
其次是“回归路线”，IT服务即快威科技被赵建团队挪移之后，又借壳上市转变为浙大网新集团，而浙大网新最终成为浙大的“亲儿子”，也就是说重回了浙大的怀抱。当时，浙大校长潘云鹤亲任董事长，而浙大成为网新集团第一大股东。“大树底下好乘凉”，网新集团目前是浙大校企发展最好的一家。企业总部与中控集团一样，都在杭州市滨江区。
最后是“若即若离”，就是褚健选择的道路。褚健团队的中控科技虽然与浙大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层关系只是针对褚健个人而言，而非浙大这个实体。在改制过程中，相对于李立本，褚健的操作就更为极端，运作浙大中控到自己绝对控股的中控科技，正因此遭受了非议和举报。更为要命的是，2005年之后，褚健一方面掌控着中控科技，而另一方面又是浙大副校长的身份，属于两边捞好处，是“两头吃”的典型，这才是令人最大的诟病之处。
要么像李立本那样走得干净，快刀斩乱麻；要么像赵建那样回得彻底，一切悉听主便；而若即若离恰恰是最危险的，因为中控科技对于褚健而言是“掌控”着的，而对浙大而言却是“失控”的。
现在立立电子的李立本和网新集团的赵建都没有事，而唯独褚健却出事了，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想当改制时，三个科研团队是被浙大要求按同一份文件、同一价格改制的。也就是改制中的价格并非褚健个人决断，这正是此案的幽微之处。因此，褚健败就败在了这层“若即若离”的关系上。
正是在这层若即若离的关系之下，褚健身为副校长，曾执行学校的人事制度改革，这项改革分流了浙大30%左右的教职人员。这绝对是得罪人的工作。你倒是吃中控的肉吃成了“隐形富豪”，而把我们教职人员喝汤的“铁饭碗”给砸了。于是，坊间不断有以“浙大老师”的身份举报副校长褚健。但一开始校方是顶住这个压力的，这事也就过去了。
但问题是，又出现了上文所述的“校长风波”这个梗，让政治高层不是很高兴，正想借机给不听话的浙大土著们一点颜色看看，于是祭出了“杀鸡儆猴”的这一招。
褚健自然就成为“黑名单”中的人，那么从何查起呢？
查贪污科研经费？根本说不上；查转移资产？更不靠谱了；至于查乱搞男女关系，搬不上台面的。褚健能抓到辫子的事，就是在中控改制这事上！
于是，褚健“成了中控，败也中控”，最终中控就成为褚健人生的“滑铁卢”。
那么，中控到底是谁的中控？这得从褚健的创业史说起。

1993年年初，褚健拿着浙江大学出具的一张20万元支票的第四联，去杭州市工商局注册成立了一家全民所有制公司。实际上，就连这张支票上的金额也是褚健自己想办法借来的，而并非浙大真正的注资。
也就是说，中控这家企业，是褚健从形式上说，确实是他白手起家搞起来，只不过是挂了个“浙大”的羊头。作为浙大青年博士开始“下海”创业，当时财经作家吴晓波生出几分感慨道：“中国少一个科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合算吗？”
而如今的中控已成参天大树，产品占有中国三分之一市场，年产值达30多亿，为社会提供数千人就业，打破曾经的国外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成为国家很多重要项目的攻关者。论其贡献，褚健的下海，创建了中控这家企业当然是“合算”的；但作为个人，因为中控身陷囹圄，自然是“不合算”的。现在，中国不仅少一个科学家，而且一个企业家也倒掉了。
回顾自己的创业史，身陷囹圄的褚健在狱中，依然感到百般委屈，想当然地认为你浙大没出钱！没出钱！没出钱！中控是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心血所聚，当然是我的基业，我又错在哪里？
是的，错在哪里呢？但可以直言不讳地说，褚健简直大错特错了，他的思维显然不仅政治不正确，而且是对知识产权理解有误区的。
浙大未出资的问题，放在现在是可以很好解释的。以前无形资产不能作为出资方的，所以浙大占股而未出资是那个时代高校惯例做法。这个股份实际上是学校用无形资产出资形成的，直至今日很多高校仍有那个时代这样形成股份的企业。
但是，褚健掌控的中控科技依然是浙大的中控，这一点褚健一直没有整明白。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公司使用技术是职务科技成果，是国有资产，他的逻辑就有现在和他同辈的一批科研工作者一样，觉得自己研究出来的就是自己的，自己就可以随便用！
我们不妨可以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其中第六条规则赫然在目：“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
退一万步讲，褚健和中控科技至少拿了国家的科研经费的，至少用了浙大的人才资源的，至少打着浙大高校的金字招牌的。
问题症结之所在就在于，褚健没有像李立本那样，从浙大彻底剥离出来，身份还是在浙大这个体制中，褚健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思维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之下，注定他要遭遇此劫的。
那么，褚健和中控科技有没有办法洗白自己，当然有！
浙大中控改制为中控科技，其实也有个相对正确的“姿势”的：改制之前先向教育部报批，再进行整改补手续，学校对浙大中控出资到位，作评估报备，然后再作整体评估。整体评估后再报备，然后报批国有资产处置，转为中控科技，批了之后就成功改制了，这样一来就没有多大毛病了。其实在政策调整期间，无论是褚健还是浙大都有很多次整改的机会，可惜的是，褚健没做，浙大也没做。
事情就在改制程序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褚健案发生。绕开这个改制过程也就偏离褚健案的本质！

三、匹夫无罪，怀壁其罪
问题是，褚健和中控科技涉及90年代各学校办校企的乱象，这是普遍现象。
为什么偏偏要拿一个褚健来示众呢？但这又似乎无懈可击，就像闯红灯的行人多了去了，今天就逮住你了，你不能因为其他人没有被罚款，而认为罚款是不对的！

在中国的企业家遭遇褚健这样的事，不管你作了多大贡献，一切都是徒然，也只有认栽的份，徒自“百感交集，只剩全生”，要不然就学华西医院的石应康，一跃成千古，功过任人评说。
这就是褚健的困境，或者说很多中国企业家的困境。
回到当时，出现大量这种类型的所谓校企，出资方和产权属性都比较混乱。顶着学校的名声经营、贷款，很多细究起来有违规甚至违法的事情。但这种事情是相当普遍，至今恐怕还有不少体量远大于中控的企业存在类似的问题。
如果褚健案就流出来的所谓“罪证”，褚健的问题全在校企，以褚健侵吞公款罪审判，就会有人拿这个判决去揭盖子，举报其他校企及关系人，这就是打开一个“潘多拉宝盒”，出来的是什么，谁能知道呢？谁能承担政治责任？
再扩大而言，又何止于这些校企，很多国企都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翻翻旧账，就可以拉清单拿人，而且一拿就准，任何改制都经不起推敲的。
如果按照这个办案逻辑，那么是不是还可以把张瑞敏抓起来，把柳传志抓起来，把李东升抓起来……反正这些人不像马云那样白手起家的人统统抓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抓他们还比较符合当下日益浓重的民粹思潮，既得悠悠民心，又符合政治正确！
改革开放前中国所有资产都是国有资产，这些人大多利用国有资产变成亿万富翁，现在再看看这些企业的规模和创收，早已成几何倍增，这一算国有资产是多么多么大的流失啊！赶快抓起来，这些人简直罪大恶极！
但是，这事很可能仅限于褚健。这也正是褚健的悲剧，因为褚健显然有那么多的“政治不正确”！想当年，国企改革大多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要抓辫子那是要闹得整个国家鸡犬不宁的，因此不可能将这个事扩大化处理的。
当时把国有投资和积累分割起来，把积累量化给领导、职工，或者“一卖了之”甚至“一送了之”，不仅明显违反国家有关政策，侵害国家作为出资者的合法权益，直接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也不符合市场经济通行的“谁投资谁受益”的基本原则！参与改制的人，自然有“化公为私”的嫌疑，有“挖社会主义墙建”的罪证。
因此，当时这场改革，改出了一大批“罪人”。
是的，你们是突破原有规则的情况下，杀出一条改革的血路来的，但你们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你们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家贼”。国有资产属于全民，你们就是罪人，这就是这些企业家们无法摆脱的“原罪”。
好在当时邓小平说了：“改革开放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并且在“南巡讲话”时一锤定音，明确了从放权让利的行政分权式改革向产权改革为中心市场化改革转变。
邓小平的威权压制了当时悠悠众议，使得企业改制变成某种“政治正确”，或者说是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特色”，而且让很多改革中产权获益者得了某种豁免，甚至成为创富偶像和时代弄潮儿，受到媒体的关注，成为国家文宣机器赞扬对象。褚健当然是其中风头正健的一员，成为学者创业的明星。
但“原罪”一直在那儿，这“原罪”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永远悬在头顶。就要看上面刮起什么风来，一旦风向稍有偏离，剑刃一摆就可砍到他们，从破坏规则的“受益者”瞬间逆袭为破坏规则的“受害者”，接受所谓正义的审判。
一部分人办砸了企业也就没了故事，毕竟大浪淘沙，早已死在沙滩上，只能既往不咎。而另一部分人乘风破浪驶向广阔的蓝海，开创一番大事业，那引来多少人的羡慕嫉妒恨，麻烦于是接踵而来，既有权贵的觊觎，也有民众的积怨，稍有不慎就可能折戟沉沙！这就落入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陷阱之中。

历史很诡异，功罪难定，诡异的并非褚健一人。浙大“褚健困境”类同于华西医院“石应康困境”。
客观上讲，褚健和石应康都有极强的事业心，有着拳拳的报国之心。他们的私心就是他们的事业，即使查实他们有巨额的“违法”资金，但根本也没进入个人腰包，而投入到自己热衷的事业上去了。
褚健和石应康之流都是在某一领域内的“大能人”和“实干家”，都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是个理想主义的家国情怀，都想把事业做到极致，并在业界树立起一座丰碑。但是，他们这样的又往往集科学家、企业家、党政干部三种身份于一体的人，如何区分其正常的科研、企业行为与职务可能能带来的便利是很难的，尤其在法律不完善和规则不明确的情况下，即使再是爱惜羽毛，也难免会被人将“羽毛”当作“辫子”来抓的。
在这种困境之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特别是在当下法治环境之下，其命运似乎已成定局，要么以死明志，要么徒剩“戴罪之身”。这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这才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实罪不在褚健，而在规则的荡失。褚健之功一直在那里，但罪也一直在那里，功罪似乎糅合在了一起，主要原因就是规则没有明确，或者规则已经发生改变！
也正因为如此，让司法机关面对此案感到百般棘手，一再退侦延审。至于褚健的律师和女儿想利用舆论，趁机造声势，博同情，甚至抛出所谓的“阴谋论”，简直就是猪一样的队友，越是这么闹越是对解决问题没帮助，毕竟“原罪”是抹不掉的，毕竟还是那一句老话：在中国政治最大！
结语
也许，我们可以少一个科学家、企业家和教育家，但我们不能丢失法律的公平公正公开性，不能丢失社会文明进步需要的良心。最后笔者还是相信中国的法治，对于这样特别敏感的案件，司法人员不是吃素的，最后会来一个公正的审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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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天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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