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小波 文/图

    从 赤脚医生到村卫生室的大管家，中国的乡村医生一直在农村公共卫生领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他们又是游离于体制边缘的特殊群体，这群昔日的功臣面临 着生计、养老等难题。在乡村熟人社会里，他们是那样的廉价、便利、可信，他们故去后是否后继有人？那些朴素的风范能否流传下去？新的乡村医生们可付重托 吗？

    一张没有完成的病单

    刘树义最后一次出诊是在11月10日傍晚。他接到了邻村脑栓塞病人安国信家属的求助电话，便背上药箱，骑着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出发了。

    给安国信检查完身体，打完针，待其症状平复后，他又急急忙忙赶回中新桥村卫生室，那里还有几位病号等着他。

    已经是晚上，村民赵振冬前来诊治时，发现刘树义面色蜡黄，额头上不断有细汗渗出，一问才知，面前的医生正忍着巨大的疼痛出诊。

    送走赵振冬，刘树义又拿出村民赵丙义的诊治登记表，想写完一些未尽的事项。他的笔尖不听使唤，艰难地写下一行字后，就停顿下来。他捂着腹部呼唤了一声老伴。

    听到这异样的声音，尹广芝急忙从药房跑出来，看到丈夫捂着腹部，脸色煞白地伏在桌子上。当时已近晚上22时，快到刘树义晚餐时间了，“他怎么饿成这样呢？”她心里突突地跳着。

    “送我去医院吧，撑不下去了……”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家人很快送他来到附近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次日凌晨四点，回家不到半小时的刘树义突然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再也没醒来。

    经诊断，刘树义死于胃主动脉出血。这种病与长期没有节率的生活相关度极大。“他痴迷的这份工作，最后竟让他自己送了命！”尹广芝有些懊悔和自责，但又无可奈何。

    中新桥村人口不多，只有几百人，但因为口碑好，邻近的西新桥村、东新桥村等村的患者都找上门来看病。中新桥村卫生室小小的诊所里，常常挤满了乡亲。

    自从新农合实施后，这种人满为患的状况有加剧趋势。而农合报表等信息化手段又极大加重了他的工作负担，刘树义昏天黑地地忙碌着。近几年来，因为上门排队的患者实在太多，他每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在中午12点，第二顿在晚上22点以后。

    一个随叫随到的好村医没了

    11月11日，许多人正忙着网上扫货。这天清晨，安国信的妻子再次发现丈夫身体异常，她一连给刘树义打了几个电话，无人接听。

    这是过去几十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情况。“莫非是天冷了，不愿意出来？”她在心里想，抱着再试试的想法又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端传来“你哥没了”的回话，她放下电话，夫妇俩抱头大哭。人们自发聚到刘家为他送行。

    对 新桥一带村庄的居民来说，他们失去了一个医术可信，可以随叫随到的医生。这个身边的好依靠走得有些突然。“树义走了，以后我们咋办？”张增瑞和老伴何兴肥 抹了几天泪。张增瑞患脑栓塞11年，家人说，老张能活到现在，多亏了刘医生。这些年里，不管是严寒酷暑，还是日晒雨淋，白天黑夜，“打个电话，或让小孙子 去叫，不一会儿，准来。”

    就在今年8月的一天晚上，张增瑞的心脏病犯了，刘树义得到消息，立即赶过来，抢救、输液，在炕边陪了一整宿。这样的经历对刘树义来说是家常便饭。

    185 针，73岁的村民魏玉高这辈子对这个数字记忆最深。5年前，他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刘树义陪着他去天津等地辗转治病。魏玉高在结核病医院住了半个月，进食出 现困难，无奈回到村里。村里人人都躲着他，“只有他(刘树义)每天背着药箱来看我，我告诉他，这是传染病，你别来了。他不听。”无论什么天气，刘树义每天 都上门给魏玉高打一针，185针过后，魏玉高的结核病症状消失了，困扰他多年的股骨头坏死竟也奇迹般痊愈了。

    给乡亲们诊治是刘树义的份内之事，与其他村医不同，刘树义自己还揽了一项事务——陪着乡亲们外出看病，只要门诊能抽开身，他几乎是有求必应。一方面是应急处理路上的急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乡亲们报销费用，让他们少来回跑路。

    廉价的赤脚医生

    脑栓塞是新桥一带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一人栓住，拖累全家”，病情严重的患者一次住院费用近两万元。即使是文安县这样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一般的家庭亦难以承受高价的治疗费用。

    何兴肥给人剥蚕豆，每天有20元的收入，这也是夫妇俩全部的经济来源。她剥两年多的蚕豆，才够送丈夫到城里接受一次治疗的费用。刘树义是村民心目中的“福星”。像张增瑞这样的病情，刘树义那里一个疗程的治疗费用仅千余元。

    “他每次来，就是打针，打一针3块、5块的。有钱我们就给，没钱事后给也行。”何兴肥说。

    刘树义用的仪器是老三样——一部听诊器、一支体温计和一部血压计，这老三样为乡亲们省下了巨额的检查费。他治疗有一个原则，能打针的不输液，能吃药的不打针。尽管这样，近些年来，药品价格一路上扬，也让这位村医很无奈。进价摆在那里，乡亲们的苦楚他心里清楚。

    尹 广芝在清理刘树义的遗物时，翻出了厚厚一摞欠条，这些欠条有数百张之多，最早的欠条落款时间为1988年。因为坚持先看病救人，从来不主动向患者催要欠 款，他也没少挨埋怨。他不索要，一方面是因为面子开不了口，另一方面也了解谁家困难。“咱要是图财，来一个给他输一次液。何必呢？钱够生活就行了。”刘树 义总是这样劝慰妻子。

    村民赵金花患有腰椎尖盘突出，因病致贫。她对刘树义陪她四处求医的过程记忆犹新，“出门瞧病，只要一叫，他和他媳妇准来，他免了我在他诊所的全部药费，还给我家送来了一千元。”言毕，赵金花眼中噙满了泪水。

    他死后家徒四壁

    这个值得村民依靠的村医，在他58岁的年纪上英年早逝了。他死后，家徒四壁，留下三个尚未婚嫁的孩子。

    12 月17日是个大雪天，文安县被皑皑的白雪覆盖。走进刘树义家，家里空空荡荡，除了两件祖上传下来的柜子，屋里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门口还摆放着他出诊时 的代步工具——一部骑了十几年的自行车。房屋被粉刷一新，是为迎接新媳妇作准备，这一幕，刘树义再也看不到了。尹广芝抱出一堆洗得发白和破烂的旧衣说，这 个男人一辈子没舍得穿一件好衣服。

    刘树义所在的村卫生室，照例挤满了前来问诊拿药的村民。他打过补丁的老药箱还放在诊室一角，上级配发的新药箱他一直舍不得用，包装还未除去。抽屉里整整齐齐摆放着他的各种学习笔记和诊治心得。

    这 个土生土长的村医一辈子勤勤恳恳、谨言慎行。高中毕业后，20岁那年他成了村里的赤脚医生，从最早行医挣工分到村集体诊室再到个体户，近年又回归村卫生 室，其间几多曲折。他曾遭遇生存困境，也一度面对外面世界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38年来，他从未离开过脚下这片土地，只是尽着自己的本分治病救人。

    村民们还记得，2007年新农合实施第一年，国家规定入险者每人交10元，村民个人负担8元，年底时国家为每人返还8元，一些村卫生室的做法是，多给人开点药，而刘树义让自己的儿子挨家挨户地退回了8元。

    在义与利之间，他的天平倾向于义。2003非典那一年，村民们对板蓝根和体温计的需求巨大，平时几块钱一袋的药被炒到50元。应村民要求，刘树义通过各种关系进回来一批板蓝根和体温计，他舍弃了发国难财，把这些药品连同进货单一块儿摆在诊所，按进价转给村民。

    尽管挽救生命无数，终其一生，刘树义和他的忠实助手——妻子尹广芝的生计和养老都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直至刘树义撒手人寰那一刻，尹广芝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计和晚景堪忧。

    刘树义走了，在村中引发了“以后半夜生病找谁”的诘问。一个普通的村医离去，谁来继承他的衣钵？时代车轮飞速向前，这样质朴无华的人还会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