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之欲：珠三http://p3.so.qhimg.com/t013f088375b271ddf3.jpg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作者：丁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6月

《南都周刊》2009年刊出重磅报道，揭秘莞式服务特殊产业的ISO化。这一系列的报道主要是从特殊服务产业的消费者，以及该产业的旁观者的观察视角切入。尽管报道明确了不鼓励、不赞同该产业大规模发展的态度，却仍然被解读为为本质上是严重的社会丑恶现象的特殊服务产业正名，招致了猛烈的舆论批评。网上网下人们对于该行业从业者的态度，依然是暧昧和歧视的混合体。

另一方面，以李银河、潘绥铭为代表的学者，则通过持续的努力，将女性（也包括极少数的男性，以及以女性面目和方式参与的男性）进入特殊服务产业，视为一种合理的经济行为。

有意思的是，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任何形式的奴役和压迫，其性质都是相同的。马克思就认为，出卖性服务只是出卖劳力的一种方式，为了财产出卖的种种服务本质上都是卖淫。马克思还将物欲化、资产阶级式的婚姻也称为特殊的、长时期的卖淫。马克思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通常持相似的看法，坚持认为，娼妓的出现是社会阶层制度压迫的结果，只有消除经济压迫，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部分学者频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试图赋予特殊服务及其从业者以存在的合理性。潘绥铭教授开展的相关田野调查也显示，特殊服务产业的从业者并非官方描绘中的呆板化面目——或误入歧途、自暴自弃的失足者，或爱慕虚荣、贪图享受的拜金女，或践踏一切伦理道德的背德者。这些从业者与其他阶层、社会身份的人员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

然而，也有学者及媒体通过调查发现，学者们塑造的一种危险图景（特殊服务产业因其非法地位，其从业者只能被动的承担各式压迫与盘剥，陷入一种悲惨状态之中），也是不多见的。特殊服务产业可以分为多个层次，越往上越接近于其他阶层、社会身份中的较高层次，并不是那么悲惨。

其实，不光在中国社会，不同社会背景和发展层次的国家之中，特殊服务产业的从业者都无法避免相应的社会歧视。国内一些城市特殊服务行业的从业者群体，来自天南地北不同地方，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于观念保守的中小城市及中西部农村，对从业于特殊服务行业将承受的社会歧视甚至强烈排斥有着明确的预期。这种情况下，为何仍会有巨大数量的适龄女性加入到特殊服务行业之中，真的都是因为贪慕虚荣、好逸恶劳吗？

青年学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丁瑜所著的《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直面颇具敏感性的珠三角地区特殊服务业从业人口问题的作品。书作者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布里斯托大学等著名学府，毕业于香港大学，为完成这项研究调查，专门深入到广州、东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的多个特殊服务场所，密切接触、深度晤谈多名从业者，还选择与从业者共住，长时间观摩这些从业者的工作状态。

珠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经济增长成就最为突出的区域。珠三角地区的消费经济也因而率先提升到发达水平，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各类消费产业的发展。“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过去几十年内，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对于其他省份的劳务人员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尽管近几年内有所减弱），不仅是因为这里产业发达，就业岗位众多，发展空间广阔，薪酬远超内地（即便现在，也仍高于内地直辖市、省会城市），而且更重要的因素是，这里的消费文化、市井文化对于年轻人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书中指出，特殊产业从业者通常会对家乡有着美好回忆，但也非常明确的表达了拒绝回到家乡过苦日子的态度。原因在于：第一，有着摆脱贫困的强烈动力。包括广东在内，中国各地都延续着重男轻女的观念，这种观念延续到共和国时期，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获得了极大的强化，男女出生比例失调，女孩更可能被剥夺教育机会，会更早的认识到贫困生活的残酷性，相比男孩有着更强的出人头地、摆脱贫困生活的动力。

第二，畸形的工业化不足以让进城务工女性致富。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农业陷入空前的凋敝状态，在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贡献了几十年“剪刀差”之后，农民群体所能获得的公共产品回报微乎其微，这正是大批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务工的最大动力。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外向型制造产业，劳务成本所占比重非常低，相比都市生活不断攀高的成本，工资水平长期处于低位（企业劳务成本相对提高是这几年的变化），客观上无法满足外来务工者的都市生活需要。“城市并不能为流动劳动力提供安全的、稳定的和有所回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虽然已经有所改善，但他们所期盼的居民权与福利待遇还是难以企及的，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与所得真正无阻地享受都市的生活方式。”

第三，“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方式与更大的个人空间”对于外来务工者特别是其中的年轻女性来说，既可通过具象化的生活方式来展现，同时也是大众媒体宣扬与塑造的结果。20世纪末期，中国启动教育改革，大学学费暴涨，毕业生不包分配，但与之同时高校、职校培养模式又没有发生转变，使得很多大学生根本无从找到满意的工作，更严重的是，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城乡基层民众笃信的教育投资一定可以获取子女出人头地成果的逻辑。通过务农、务工（在工厂服务），甚至通过高等教育培养，也无法接近于“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方式与更大的个人空间”这个目标，其结论是令人沮丧的。“渴望摆脱繁重劳动、寻求新生活的意愿”的一些年轻女性，选择加入特殊服务业，宁可为此承受严重歧视等代价，其动力就在于此。

珠三角的特殊服务产业在30多年来的持续打击下，截至几年以前，仍然广泛存在，在东莞甚至形成了所谓的ISO化的莞式服务标准。《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通过详细分析该行业从业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向读者展现出这部分群体的心理与生存状态。

有关特殊服务产业从业者的婚姻与亲密关系，书作者在田野调查时分别考察了6位已婚者，以及17名未婚者。对已婚者的调查显示，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持续积聚着对于女性的压制，人们（也包括女性自己）普遍不承认家务劳动的货币价值（除非无人从事家务从而使得部分可以由家庭成员担负的家务，只能花钱请人帮忙），这使得从事繁重家务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不高，而不在少数的男性好吃懒做，也增大了女性利用迁移寻求向上流动机会的动力。已婚者外出务工尤其是去从事特殊服务行业，无非就是“醒”得太晚了。而对未婚者的调查则表明，20世纪80年代-本世纪初，中国社会中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动荡，波及子女，对后者的婚姻观念造成错误示范（这样的错误示范，在人们拥有更大自由度的时代，就可以转化为拒绝结婚、轻率离婚、游戏婚姻等选择）。

《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书中，将特殊服务产业从业者的个人选择，称为“将青春‘打包销售’”，强调指出，这里所指的“青春”，不仅仅包括“身体条件”，而且还包含着“社会经验、人脉关系、生活技巧、观念”。这些女性在出让身体条件的同时，认为自己收获了上述的其他几项成果，可以帮助她们自己成为都市化和现代化的主体。而坚定她们信念的一个方式，就是她们拥有了可观的消费能力，可以借此架设一道鸿沟，让那些安于工厂务工的同龄人在消费能力和行为的对比中感到自愧不如。

问题是，选择特殊服务产业从业，很多人尽管希望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以一种“抗逆的自主性”获得更好的生活和更大的个人空间，但这样的希望很多时候是渺茫的，因为这一产业确实总是伴随着放纵和失序，从业者有很高几率受到酒精和性病的戕害，甚至染上毒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