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外婆看病日记
2023年5月28-5月31日，我和父亲一起陪我的外婆陈新春去长沙湘雅医院看了眼睛，经历难忘，加之父亲督促，遂记之。
目录
（一）愉悦且阳光灿烂的上午和中午
（二）微风拂过千万座小小山坡
（三）穿梭于城市地铁与居民小巷
（四）湘雅医院
（五）一念之差
（六）一日游
（七）重见光明
（八）新春和菊桃
（一）愉悦且阳光灿烂的上午和中午
5月28日，周天。上午我按母亲的吩咐洗了电风扇。我用擦黑板的抹布来洗风扇，原本米白的抹布被各色的粉笔灰染得五彩斑斓，就像抛上天空被彩虹染过色了一样，颇是好看。把抹布泡在厕所的白瓷水池里，水竟没有变浑浊，而是变成了淡淡的绿色，我用这绿色的水洗去电风扇上积累了一年的灰尘和油脂，水又渐渐变成了深绿色，清凉而深邃。
把洗好的风扇晒在阳台后，我又去超市买了夏天的凉拖鞋。在把大号帆布袋装得鼓囊囊之后，我把它们挎在肩上背回了家。把它们摆成两排放在门口迎接妈妈，浅绿、淡紫、冰粉、浅蓝、浅灰、深蓝，五颜六色的新拖鞋齐刷刷地守在门口等待主人归来，也煞是可爱。
我正继续洗我自己的衣服时，小姨和妈妈拉着外婆回来了。她们一回来就热热闹闹地张罗着做饭，因为外婆上午要做检查，没吃早饭。
从她们口中我得知她们上午去爱尔眼科和市人民医院都看了，外婆的眼病并不是人们口中说的白内障那么简单，医生说要长沙才能治好。
在吃午饭之前，爸爸回来了，说要外婆去长沙看眼睛，我立马响应了号召说要一起去。去长沙，外婆一定要有个人照顾，妈妈第二天要上班，小姨也有自己的生意要做，我最近也没有什么特别紧要的事情要做，我去最合适不过了。
小姨得知我要去，就把1000块现金交到了我手上，要我好好照顾外婆，给她买点没吃过的好吃的。我推辞不过，便收下了。
爸爸说当天下午就出发，这样第二天一早可以直接找到医生看病，我就买了当天下午四点去长沙的高铁票，准备下午坐爸爸的小电动车去高铁站。
记于2023年6月2日晚
（二）微风拂过千万座小小山坡
中午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就出发了。爸爸“掌舵”（舵取り）骑车，外婆坐中间，我坐最后。电动车三个人坐刚刚好，不空荡也不拥挤，每个人都能和和气气、稳稳当当地坐着。
下午阳光热烈，匀速驰行的电动车上，我们三个人的影子被清清楚楚地印在右手边一侧的马路上，可以看见一前一后两个戴头盔的，中间一个后脑勺扎着两个小羊角辫戴鸭舌帽的，一共是三个脑袋。
没有表情的影子似乎比我们更满怀希望与信心，一路跟随着我们一起前进。
坐在爸爸的电动车后座上，我突然注意到一个从未注意的事物，那是——紧紧抓住爸爸后背T恤的外婆的手。
这双手由于常年在田地里干活，数不清的晴朗的白天都接受着烈日阳光的照射，而呈现出名副其实的棕色。仔细看的话，上面还有褐色的老年斑。这颜色是时间在外婆身上留下的印记，是劳动的光荣，更是生命的苦乐辛酸。
但外婆的手并不粗糙，手心温暖而柔和。我就是牵着她这样温暖的手，带她踏上了去长沙治眼睛的路。而这一路上，爸爸也在做着实时的“跟踪”记录，我和外婆手拉手上电梯、坐高铁的画面都被他用心地记录下来，配了文字发在三人微信群里了。
高铁上，外婆靠窗坐，我坐中间，爸爸的位置靠走廊。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特立独行而从不墨守成规。他看见别的空位没有人坐，又是他喜欢的位置，就坐到靠前一点的空位去了。
和我们隔一个走廊的位置，坐着一对母子，小男孩五六岁，这位母亲带了好多吃的来，妈妈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教着男孩什么东西要多少钱，让他对钱有一个概念。
“矿泉水要2块钱，苹果要3块钱”
“妈妈，我们下车了去吃的小龙虾要多少钱？是不是要几百块钱？好贵呀！”
“最近小龙虾降价了，2块钱一只”
“2块钱，还是好贵呀！”
男孩的世界里，他可以拿5毛钱买一个水果棒棒糖或一包咸甜的咪咪糖就很满足了，而2块、5块都是他无法掌控的数值，因此要花那些钱才能买到的东西对他来说都很贵了。
听见这样的对话，我会联想到我自己。小时候的我们常常用贵或便宜来衡量一个东西是不是可以买，遇到不能买又很想要的东西就要求着妈妈爸爸才能得到。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我长大，去超市购物和买衣服时看见喜欢的了我都会先看价格，再决定要不要买，有时候我对价格的关注甚至超过商品本身，因此记得买过的几乎每一件衣服和鞋子的大致价格。但是又觉得，一直问店员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问多了又不好意思。
我问妈妈，一直问价格好吗，妈妈的回答是“那当然呀，买肉要问价，要根据价钱决定买或不买”。
另一方面，买东西也不能只看价格，也要审视商品的质量和对它的需求度，以及看看买了这些东西我是不是会很开心、我的生活是不是会变得更便捷美好？
我们大可以享受低消费带来的快乐，但也不必因为平平常常的消费或偶尔的奢侈感到愧疚。
记于2023年6月6、7日凌晨
我和外婆一坐上高铁就合了一张自拍，发给了妈妈。
妈妈也发了微信来问候“坐高铁是不是不晕车？不是坐什么车都会晕车的！”
我替外婆回复了一句“完全不晕车。”
我在高铁上本想打开iPad存的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来看的，但基本看不进去，又怕外婆觉得无聊，就开始陪她说话。
望着外面流动的风景，我问外婆：“嘎嘎，你是不是第一次做高铁？”
她点头说道：“是滴！”
“嘎嘎，你看得到见外头的山吗？”
“看得到，山、屋，都看得到。就是脚下看不到。”
这样，我大概知道外婆的视力范围了，她看东西只有很近才能看清，脚下的斜坡、楼梯、运动的电梯都是看不清楚的，我需要寸步不离地牵着她、告诉她哪里有几个台阶，哪里有斜坡什么的。
后来我找不到话说了，就用平板画了外婆家的木房子。浅褐色的木质房子，有木门、木窗，檐廊（街檐gaiyin）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粗细不同的各种木柴，我在外婆的指导下又画了檐廊上的红色沙发、岩塔（这里的岩塔指用石头打的小广场，可以晒柴和谷物）西北的直角处盛开的玫红色月季、院子里悠闲散步的几只鸡。
隔壁座位的小孩这时已经吃完了东西，无聊的他开始用脚踢前面的座椅靠背，前面的女生回过头平静地提醒说“小朋友，不要踢椅子。”这时他的妈妈也说“把脚放下来”，小朋友立马安静了。
望向窗外，阳光慷慨地洒向列车与万物，让每一棵树、每一颗稻苗、每一条田间小路、每一座房子都散发出光辉。而被微风拂过的千万座小山坡们在沉稳地打着坐，微微笑地望向这辆迅速穿行的白色列车。山坡、田野、树林，这些流动的绿色在我们眼底流淌，在这片大地上铺展、延绵，外婆看得见，我也看得见。
2023.6.8下午
（三）穿梭于城市地铁与居民小巷
从长沙火车站到湘雅医院要坐地铁二号线转六号线。站上小台阶安检、买票、用小圆磁片刷卡进闸机、上下电梯、进出地铁、刷卡出站，这对普通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正常走路就行了，但对看不见脚下路况的陈新春来说却是一个接一个的从未遇到过的小挑战。
过闸机时，我需要松开外婆的手让她先走，我在后面帮她刷卡。闸机开了，可能不适应一个人走路，她没有立刻反应过来，爸爸在前面叫她，她才慢慢往前走。
上电梯是她最紧张的时候，电梯对她来说是高速度高难度的跑酷游戏，有踏上电梯没站稳、没有站在电梯台阶的中心位置、没有扶稳电梯、到终点时没有一脚刚好踏上平地等等的意外陷阱，稍不小心就会陷入危险。
每次我告诉她要上电梯了，她就会紧紧拉住我的右手。我告诉她什么时候该踏上去，她就会小心翼翼地踏上这个一会儿变平一会儿变成台阶的黑色带子。但是踩上去之后，很多时候她都会踩到电梯台阶的边缘部分，如果不及时让她前进一点或后退一点，她的脚过几秒就会有一半悬在台阶上。刚刚站定，过一小会儿，就又要下电梯了。电梯慢慢变平，我告诉她只要到时候直接走过去就行了，但她会紧张地提前把脚抬起来，我让她跨过去她才放下脚朝前走。
乘坐电梯时我通常站在她的左边，偶尔有一次站到了她的右边，她不方便用她的右手扶扶梯，忽然一下逃也似的在踏上电梯的前一秒慌张地走向她右手可以抓住扶手的地方。还好马上就站定了，没出什么意外。
等地铁时，陈新春也会有些许紧张，因为地铁的门总是很快地开和关，地铁与站台中间还有一条她看不见的约8厘米的小缝隙。她也需要小心翼翼地跨过去。
湘雅医院离火车站并不远，每趟地铁都只要坐两站，外婆在地铁上稍加休息，我们就又需要匆匆赶往下一站了。
陈新春可能会想，这辈子没坐过这么多电梯，走几步路又要坐一次电梯，这辈子没有几个小时之内经历这么多次的紧张。陈新春那双走惯了山间小路的脚，穿梭在大城市特有的设施里时，一定也充满了忐忑，一个恍惚、一丝一毫的注意力不集中，就会有摔跤的危险。但陈新春从来都不是一个怯懦的人，她一直抓着她外孙女的手，紧张而勇敢地踏向了更加复杂的世界。
最后一个电梯上完，走出地铁站，终于，我们看见了一栋高楼上的红色发光字，它用行书写着八个大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但这一阶段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还要找酒店。此时已经晚上7点多，我们决定找到酒店再吃晚饭。
沿着医院门诊大楼门前的路一直往前走，是湘雅医院的各个研究中心，妇产科、口腔医学，最后是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校园，爸爸帮我们在这里拍了照。
出发前，妈妈叮嘱我“带老人家和带小孩儿一样，要寸步不离哦，但是老人不像小孩那样乱跑，他会待在原地不动，这一点还是不一样。”我发现确时是这样，我需要每时每刻牵着外婆的手，告诉她什么时候该过马路了，哪里有台阶和斜坡，台阶有几节，斜坡的坡度是大还是小，要越细致越好。
父亲之前来过这里，他就轻车熟路地上前找酒店了，我们在后面慢慢地走。
走在路上时，偶尔会有一两个中年妇女举着上面写有“住宿”两个黑字的纸壳牌子用长沙特有的普通话问我们“住宿不？住宿不喽？”我们还是更相信自己找的酒店，就摇摇头拒绝了他们。我不知道她们站在这附近，一天要经历多少次这样的拒绝才能把手里的客房卖出去？但是我知道他们每天都会站在路边，举着手中的纸牌询问每一个可能想要住宿的人，在暮色匆匆或星空漫天时才满足或有些许遗憾地回家。
2023年6月8日下午及晚上
那天，爸爸之前住过的七天酒店住满了，而这附近似乎也没有其他的酒店了。这时，一个举牌子的妇女看见了我们，问“住宿不？就在这附近。”我们都有点累了，我就叫爸爸先和这个人去看看房。过了一会儿，爸爸从旁边的居民小巷里走出来，让我们先吃饭再住进去。
这个地方是有点古旧的居民小区，居民楼的外墙是深颜色的混合了许多小砂砾的水泥铸成的，大概是90年代或者00年前后的小区建筑风格，楼高在5、6层左右。
吃饭的地方是小区入口的小巷里一家没有招牌的家庭炒菜馆。菜馆不大，里面的装修很朴素，看得出来是住房改造成的。里面铺着橘色的瓷砖，进门的地方和里面的小包间都摆放着淡黄色的木质桌椅，每一套桌椅上方的墙壁上都装着一个黑色的带拉绳的电风扇。这是单由一个中年妇女经营着的家庭菜馆。没有菜单，老板娘把备的菜放在进门右手边的桌子上，每一种蔬菜和肉类都用红色的塑料镂空小方篮装着，客人想吃什么就看菜点单，这天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切好的腊肉片、香肠和没切的黄瓜、西红柿、苦瓜、茄子，还有一小筐鸡蛋。爸爸点了炒苦瓜和炒黄瓜、西红柿鸡蛋汤，本来还想点个肉菜的，老板娘说炒苦瓜和黄瓜都可以和肉一起炒，我们按依老板娘说的那样决定了。
老板娘一看就是个能干的女人，不一会儿菜就上齐了。菜炒得不咸不淡，苦瓜和黄瓜都爽口清香，油脂伴着肉香包裹着蔬菜，很能捕获食客饥肠辘辘的胃，西红柿鸡蛋汤里加了些许的菠菜叶，葱花也放得大方，我们你一勺我一勺，很快就满意地吃完了。这次吃饭消费45元。
住宿的地方是居民楼的一楼的一间房子，房间的装修十分符合整个大楼的气质。虽然设施不是很新，但也能住。有一个小卫生间，灯是橘黄的。有两张床，一个吊着的白光节能灯，一个挂在墙上的小电视，刷着暗红色油漆的床头柜，一套桌椅，一个不会摇头的风扇，没有空调，八十块一晚。这一天晚上，我们洗了澡，把洗好的衣服用衣架挂在了电风扇的铁丝罩的空隙处。父亲出门买牙刷时听说挂号要提前在手机上预约，我就在手机上候补预约，最终预约到了第二天上午一个治疗白内障的江医生的门诊，然后就安心睡觉了。
（四）湘雅医院眼科
第二天，5月29日，早上六点半，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风扇前去看我昨天给外婆洗的衣服有没有干。我很惊喜，全部都干了，就连最厚的毛巾都吹干了。
因为可能要检查抽血什么的，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吃早饭就去医院了。
早上七点半，医院已经很热闹了。一路走来的路上就能看见一些匆匆赶早八的医生护士，以及背着书包的学生。
门诊大楼的外面花坛上坐满了看病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而门诊大楼里面比外面还要热闹，大厅中间通往二楼的自动扶梯上永远都有各色的人上上下下。二楼的抽血处也里里外外都是排队的人，广播不间断地叫着号，“请XXXX号XXX到XX窗口”。
这家医院像一个井然有序的迷宫，它有着与它的名气相符合的配套设施，装修很新，也处处体现着现代化与人性化。我们在一楼大厅打印了挂号单，办了临时就诊卡，之后就直接去三楼眼科了。外婆在坐电梯时依然会紧张，一只手紧紧地抓着我，另一只手紧紧抓着扶手。
眼科就诊时，首先在自助机器上花五毛钱买病历本，再在柜台取病历本，之后去测视力。
测视力要本人拿着病历本去大厅正中间测，这时我才松开外婆的手。
“叫什么名字？”年轻的女医生问。
“陈新春”外婆普通话还是挺标准的，声音也洪亮而自信。
医生确认后开始指着视力表测视力，外婆的眼睛几乎看不见视力表，医生又让她走到自己面前，用手指比数字。
“这是几？”
“三！”
“这是几？”
“五！”陈新春的每一次回答都反应迅速而准确。
医生测完后在病历本上写了“右 0.08 左 视距30cm”
我们挂的号是江医生的25号，手机短信提示是大概在9:00-9:30左右被叫到号。 在这之前我和外婆坐在眼科大厅的铁质长椅上等待被叫号。
如果你不喜欢医院的氛围，那眼科门诊或许会让你消除一点对医院的偏见与恐惧。
这里不像急诊，急诊一楼的走廊上永远挤得满满当当的，却同时有着与拥挤不大符合的静默。当你毫无感情地从医院大厅走向急诊一楼时，你无需仔细观察就能感受到一种异样的氛围，那是不是压抑、也不是紧张，而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敬畏，你从此知道你做什么都得小心翼翼的，特别是对待自己的生命，否则你会格外感到生命无常。急诊走廊的两侧是一间间的房间，淡黄色的门上钉着“手术室”的门牌，走廊椅子上坐满了病人家属，放在地上的是他们的家什。浅色大号牛仔帆布袋被衣物填得鼓鼓的，五颜六色的桶、盆里是他们生活用品及衣物，而盆上的塑料袋里通常装着洗漱用品。在这条走廊上走一次，你甚至会相信他们是把家都搬来了，而他们的未来则寄托在了那些关着门的小房间里。而这些满满当当的人、物品和满满当当的静默同时出现时，你会不住地屏住呼吸。
但眼科门诊不是那样，这里人来人往，各种年龄段的人进进出出，没有匆忙或紧张的气氛，也不会闻到浓郁的消毒水味，这里更像一个运转着的有感情的厂房。首先等待被叫号，然后去问诊、做检查、取药，或按照医生的安排去另外的区域检查和住院，人人都被安排好了，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人是平静的，也偶尔有小孩子打破这种平静。叫到外婆的号时，只能进去一位家属，是爸爸陪着进去的，他们11点多才出来。我就一直坐在外面等，看这些来往的人，其实和看商场门口的人一样，你仅仅能通过他们穿着上的标志来浅显地了解这些人。比如一个爱穿短款裤子的妈妈牵着的女儿也穿着差不多长度比例的橘色灯笼泡泡裤，这算是一种母亲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审美影响吧。而一对中等偏胖身材的夫妇不会牵着一个瘦瘦的儿子，因为，因为他们儿子一般来说不会太瘦的。戴粉色遮阳帽披着头发的女孩戴着粉色的口罩，穿着粉色的T恤和袜子，白色宽松款的裤子和鞋与之撞色，她不一定特别喜欢粉色，但一定对穿搭很讲究。而一位女医生穿着细跟的高跟鞋，我看见她从我面前走过时仿佛都能闻见兰花的芳香，而香味来自她步调的从容与优雅。前台的护士小姐姐们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回答很多的问题，比如“病历本在哪里买呀？”“美女，我想问一下某某检查在哪里做呀？”“XX科室是在这边还是那边？”她们会非常有礼貌地立马给出准确的回复。她们也需要给已经挂号的病人做记录，给被叫到号的病人确认信息告诉他们该往哪儿走。因为上午和下午，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医生坐班接诊，所以护士小姐姐在中午和下午会替换墙上各个诊室的医生名牌。闲暇之时，她们也会相互交流“QQ音乐三巨头”之类的娱乐信息。
2023年6月9日
上午11点半的时候，外婆和爸爸出来了。爸爸说，江医生确诊了外婆就是白内障，但是年纪大了，做手术有风险，让先看看角膜再说。
爸爸问了前台的护士小姐姐看角膜要找哪个医生，姐姐给了我一个名单，照着名单我就又挂了一个蒋医生下午4点半的号，他也是治疗白内障的，同时也能看角膜。其实我前一天晚上预约时也候补了他的号，但是候补的人有点多，没有预约上。
这时爸爸还是不清楚要找谁看角膜，就自己又去找了江医生，江医生在挂号单上写了两个医生的名字，于是我又挂了其中一个的号，是下午3点的。但爸爸发现这个医生中午还没下班，就直接进去找了医生看角膜，医生看了也说不适合做手术，说还得找江医生。他本来也想找找蒋医生的，但这时蒋医生已经下班了，我们就先去吃饭了。在吃饭之前，我又预约了第二天下午江医生的号。
走出医院大门，往右就能看见一个挂在二楼的醒目招牌“浏阳蒸菜”，爸爸就决定带我们去那里吃。在湖南，浏阳小碗蒸菜是颇受欢迎的快餐，因为做的炒菜符合大部分人的口味，又是提前做好放在蒸锅上热着的，一去选菜就能吃上饭，很方便。不仅如此，一个菜的价格从几块到十几块不等，价格十分亲民，几个人一起去吃的话很划算。
我牵着外婆走出医院，爸爸带着我们，我们走上医院外一片有大树遮阴的有很多人在这里休息的草坪，走下坡，再过一条小马路，穿过一个狭窄的小巷，再踏上一个高高的蓝色铁皮楼梯，最终在热闹的餐馆坐下了。这天，爸爸点了梅干菜扣肉、小鸡炖蘑菇、冬瓜排骨汤、炒蔬菜。
（五）一念之差
这天我们找了附近好一点的叫“留芳宾馆”的地方住下了。一住下，爸爸就给在长沙工作的我的表弟希希打了电话，表弟说下班了过来。我给表哥也发了微信，他那几天要答辩，说答辩完了来。
这时，我爸爸已经忘记了我还挂了一个蒋医生的号，一心想这天先休息，第二天找江医生的。其实两个医生都说风险大，我们都有点失望了，就想第二天再找江医生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就回家。
下午三点多我们睡一觉起来了，我提醒爸爸下午还有一个蒋医生的号。爸爸这才反应过来，我们突然又来劲了，于是，我拉着外婆的手再次走向了湘雅医院。
这一次去时，护士小姐姐已经认出我们了，我们一去，她就说让我们报一下名字，她帮我们看一下。
我帮外婆报了名字。
护士姐姐很快找到了笔记本上记录的外婆的名字，说“陈新春，蒋医生25号”。
确认之后，我们就放心地在长椅上坐下来等了。不一会儿就叫到号了，爸爸陪着外婆进去了。
我依旧坐在外面等，渐渐地，眼科门诊从人来人往，到熙熙攘攘，最后慢慢地，只剩我坐在等候区了。五点半的时候护士姐姐换上了自己的防晒裙走了，大厅的医生也脱下了白大褂，踩着高跟鞋回家了。我又等了10多分钟，爸爸才拿着一沓检查的报告单和外婆一起出来。
我问爸爸：“医生怎么说的？”
爸爸一边用手指着外面一边说“去BC区15楼”。我又详细问了爸爸，爸爸说明天就可以做手术，左眼睛更差一点，做一只左眼，风险也更小。
BC区的15楼是眼科的住院部。
首先是医生找病人和家属谈话，我起初不知道找我们谈话的是谁，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要给外婆做手术的蒋医生。
医生大概四十多岁，穿着白大褂坐在仪器后面，他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斯文的学者形象，而是颇有经验且自来熟的导师形象，他的眼神虽睿智而犀利，但没有任何的恶意。
医生一次找了两位病人一起谈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另外一位病人说的“怎么愁眉苦脸的？”我一听就笑了，原来医生可以是这样的，医生不仅仅是对着病人的症状做出一个客观理性的判断，医生还会关注病人的心理状态。
这个医生的说出来的话不是冷冰冰的书面语，而是完全口语化的交谈。
他说：“陈新春这个病人啊我了解了，基础病比较多，除了白内障还有角膜、白斑、陈旧性眼疾，但是没问题。我们这次的手术啊就是在眼睛里植入一个人工晶体，让你的眼睛更亮一些，我们呀不要和别人比，只要比自己之前好就好了。”
原来医生可以是这样的，我一次次在内心发出这种感叹。医生并不仅仅在治病，潜移默化中还像导师一样教给我们道理。“不要和别人比较，而要和自己比较”的道理不仅可以用在学生时代，还可以用在生病治病上，还可以用在整个人生中。比较来比较去只会徒增焦虑，不如朝着一个方向勇往直前。
这时是下午六点左右，橘色的夕阳透过玻璃窗照到走廊上。谈话完，一个助理小姐姐给了我一瓶药水，要我今天晚上回去给外婆滴六次，又给了我一张流程纸和一小沓要用到的单据。流程纸上写着“XX教授治疗方案”。“首先在一楼取药和做放射线，然后去二楼抽血和做心电图，二楼的报告可以不取，最后去三楼做眼科检查...”这个小姐姐把流程一条一条很细致地给我说清楚了，我也表示听明白了。
这个助理小姐姐大概二十四五岁左右，她穿着白大褂和牛仔裤，踩着一双竖条豹纹图案的帆布鞋。她普通话标准，说话条理清晰，而且对待病人耐心温和，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后来回忆的时候我想，没想到因为我们的一念之差，差点错失治疗的机会。如果没有挂上蒋医生的号，或者挂上号了又没有去，很可能我们就只能带着内心的些许遗憾与空旷而回家了，而白内障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可能之后就会慢慢越来越看不见。虽然很多医生都说有风险，但是只要一个医生说可以做，都要相信医生。
在回酒店的路上，马路边有个妇女在卖豆腐脑。
父亲见了就问：“是早上的还是中午的？”
妇女满怀热情地答到：“刚做的，还是热的。”
听到这句，父亲才放心，说“那买一碗。”
然后我看见这位妇女利落地从她的小铁桶里舀出一勺半的豆腐脑放进了小圆塑料盒里。
她问“是吃甜的还是咸的？”
我想这时的豆腐脑应该要当点心吃，就说“甜的。”她就又舀了一小勺白砂糖放在豆腐脑上，给我们盖上盖子打包好了。
“只要一碗吗？”
帮我们打包完她还很自然地追问我们一句，我点头说是的。我们走了几步，她依旧关心地说“别把汤撒出来了。”
之后我们就慢慢走回酒店了，因为表弟快要来了，我们就在大厅等他，在这期间我给外婆滴了一次眼药水。
快七点时，我在酒店门外接到了希希。在大厅凉快了一会儿，我们四个人立马去酒店对面的菜馆吃饭了，爸爸已经提前踩好点，这也是一家卖蒸菜的店，爸爸果然对浏阳蒸菜情有独钟。这顿爸爸点了蛋饺、红烧腊鱼、茄子炒豆角和黄豆炖鸡，加上我们提过来的豆腐脑，一共五个菜。外婆一试豆腐脑就说“这个好吃，是甜滴。”我们几个都没有客气，很快就把饭菜都吃完了。
吃完饭我们又一起回酒店休息了。希希说在地铁11点末班车之前回去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被外婆带大的希希想晚回去是想多陪陪外婆。
希希一听说外婆明天做手术，就说“那我明天请一天假。”我们都说没关系，有我和我爸爸在。
外婆同样也关心着她的孙子，细细地问了希希“一个月逮得到好多钱？”“包不包吃住？”“一个人弄饭搞的什么吃的？”等一系列的问题。
他们的共同话题不限与此，希希小时候的玩伴也在长沙工作，他们又聊了他们在做什么工作，累不累之类的。
我总是有点担心他赶不上地铁，他却淡然地说“没事，再陪一会儿婆婆。”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滴完了最后一滴眼药水，希希回去了，说明天还来的。
（六）一日游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没有吃早饭就赶去医院做检查了。7点多药房还没开门，我们就先去排队做心电图了。之后是抽血和放射线。
做放射线要换下自己的衣服，换上病号服，我有点纳闷“没有病号服呀”，在旁边病人的指点下才发现旁边有个可以换衣服的小试衣间。我往里看了一眼只有别人换下的自己的衣服和一件病号服的上衣，而我想找到一套的病号服，就又说“没有看见病号服呀！”旁边的人说“又不要换裤子！”，我这才意识到试衣间里的挂钩上挂着的那件浅蓝色的竖条纹病号服就是外婆要换上的。
2023年6月9日下午及晚上
做完了治疗方案上的所有检查，我们去BC区十五楼办理了日间病房的入住。办理入住后护士给外婆的左手手腕上戴了一个手链一样的写了基本信息的紫色橡皮带。
因为只需要在手术前和手术后待一小会儿，所以住的是日间病房，没有床，但是有很多皮质的靠椅。
这个病房的护士是一个中年女人，说话做事都很爽快。当我牵着外婆的手走进病房时，护士问我们是多少号，我们一开始还不知道外婆是多少号，护士抓着外婆的手，看了紫色橡皮带上的信息后说“这儿不是写着79号吗？”我们才明白外婆是79号，之后我们就坐到79号的位置上去了。
后来，又陆续进来了两三个病人，另一位带队护士也走进来了，这个两位搭档用带点长沙口音的普通话交流了几句。
护士：“这几个都是新来的吗？到这个时候了眼睛都没洗。”
带队护士：“是滴，今天有几个（guò），好多新来的。”
护士过一会儿叫我们过去，要“洗眼睛”。她教我用一只手拿着接水的小容器抵在外婆脸上，另一只手按住外婆另一侧的头。她用一瓶浅褐色的水给外婆冲洗眼睛，最后又用棉布给外婆擦干了脸。
后来听医生说可以吃点饭了，爸爸又给我们买了盒饭送进来了。我们吃完饭，休息了一会儿。带队护士来点名了，叫我们穿上蓝色的手术隔离服，我们知道马上要去手术室了。
我们一组四位病人和家属从15楼下到三楼眼科门诊，门诊再往里进就是手术室。带队护士把病人带进去就关上了门，我们在外面的走廊上等。等待的过程并是不特别漫长和紧张，我只是在想我自己，右眼还好，但是左眼非常差，以后可怎么办呀，老了之后又近视又远视，近了也看不见，远了也看不见，一查小红书很多人说做了近视手术后很麻烦，有的每天眼睛都有点干要滴眼药水，有的又说会突然变模糊，实在可怕。
上午11点半进的手术室，中间带队护士又带了两队病人进去，大概下午一点，护士叫了“陈新春的家属”，我就匆忙跑过去接外婆了。
没出什么意外，外婆安全出来了，领队护士又带我们回到了日间病房。外婆讲，有个年轻女孩子在做手术时说自己害怕，她说：“有莫得好怕滴，我就不怕。”
病房的值班护士给外婆测了血压，基本正常，她叮嘱我要外婆休息两个小时没有异常才能离开，等一会开了药要按墙上挂着的注意事项去给病人滴药。过了半个小时，和我们一队的病人和家属也回到了病房。
这时，一个老婆婆拖着她的带拉杆的橘色包走过来了，橘色包上还用宽透明胶带紧紧地缠着一个被挤扁的纸箱子，她也刚做完手术。她上午就是一个人来的，去做手术时就没有家属陪伴。护士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又耐心地说了一次注意事项，然后点名签字取药，取完药，那个老婆婆不等休息两个小时就要马上走。
护士劝她：“娭毑，你莫着急走，要休息两个小时没有异常再走，等会儿还要测一次血压的，而且你女儿说要请个人来接你的。”
但是她坚定地说：“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虽然低血糖，但是我已经吃了一块巧克力，又喝了一瓶牛奶，没得事了。我只要坐公交车回去的，不要来接我。”
又有其他的病人家属也劝她等一会儿再走，但是她依旧推辞。她在临走前还认真用手机拍了墙上的注意事项，从拉杆包里搜出了钥匙才走。
她走后，病房就渐渐安静下来了，只留下病房的病人和家属对她的小声讨论。
有人说，老人家不要儿女陪，其实儿女会更担心。
这个娭毑，听护士说学历是本科，86岁了。一个人来看病，一个人去做手术，自己坐公交车回家。
这一天我牵着外婆的手带她做检查、做手术、在病房休息，在这些过程中参观了这个医院的很多地方，也看见了很多人，虽然他们不外乎是医生、护士、病人、病人家属、工作人员，但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医生的魄力与幽默并存、护士温柔细心、病人勇敢坚毅、家属把爱藏在默默的呵护中。
这天晚上，希希也来了，外婆在酒店休息，我和爸爸还有希希坐地铁去了五一广场，看了那两个很出名的娃娃，喝了茶颜悦色，吃了长沙大烤肠，爸爸还在好利来买了柚子条面包和虎皮蛋糕，最后我们去优衣库看了一眼就回去了。希希还在一起回酒店看了外婆之后再才走。
（茶颜悦色的幽兰拿铁、在好利来吃长沙大烤肠、一定要把黄兴雕像拍完整的倔强）
2023年6月10日上午
（七）重见光明
做完手术的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去拆纱布了，还是在和医生谈话的那间屋子里，这时已经挤满了四五对病人和家属，坐的坐站的站。是助理小姐姐帮病人拆纱布的，她了解每位病人的情况。先拆纱布，再在仪器上检查，最后测视力。
她帮外婆拆完纱布后说：“陈新春，现在看不见不要着急，为了防止感染我们打了气泡，过几天就好了。”她为了确认一下又问了一句：“现在看得到吗？”外婆说：“看得到。”
拆完纱布小姐姐又用仪器给外婆检查了眼睛，说：“现在气泡已经移到眼睛上面了。”
我们在等待时，两位年纪差不多的病人家属开始了交流，她们大概二十六七岁，一个穿着白裙子运动鞋，圆脸披发，妆容自然而精致，另一个身材瘦削，长发披肩，穿的是外套内搭小背心，长裤。
长发姐姐提起：“听说最好不要做近视眼手术，很多人做了都说效果不好。”
白裙姐姐不是长沙本地人，和她母亲说话时用的似乎是河南话。她说：“我去过别的医院，都说做不好。只有湘雅医院是做得最好的，我在这儿做了近视眼手术，本来是先天性高度近视1200度，做完之后效果很好，现在双眼都是1.5了，所以我也让我妈来做了。”
检查完所有的病人，助理小姐姐让我们先去外面的走廊等，她一会儿来叫我们去看医生。说完她又去忙别的事情了。而别的医生的助理也进刚刚的小房间去帮病人拆纱布了。
渐渐地，走廊上挤满了越来越多的病人和家属，走廊上的椅子已经坐不下了。眼科住院部并不沉闷，早上七点半，护士在开早会，但是已经有病人家属在护士站等着护士测血糖了，家属有些焦急，因为血糖最好要在刚吃完饭后测。
白色连衣裙的姐姐这时和她的妈妈坐着聊揭开纱布后，世界变得清晰又明亮之后的欣喜，她们聊得很开心，不时笑出声来。
一个十岁出头的小男孩穿着病号服盘腿坐在轮椅里，一只手指着走廊尽头的窗台，撒娇似的指挥着身后的妈妈说：“我要去那里！”
而一个剪着男生头的酷酷女医生穿着她的绿色手术服一边自言自语地问着“我的白大褂嘞？我的白大褂嘞？”一边张望着寻找，她问过打扫卫生的阿姨才知道被阿姨拿到洗衣房去了，后来一个背着包的男学生来找她看急诊，她很耐心地听男生描述他的症状：“我一早上从宿舍睁开眼就觉得有强光，看什么都非常地晃眼睛。”
外婆在护士站前的一把椅子上休息，我和爸爸轮流在铁靠椅上休息，旁边是一个三十岁穿着红色T恤的男子，他面前是一个褪了色的带彩色图案的塑料行李箱，不时自己顾自地低头惹人注意地哈哈大笑，起初我以为他是看到手机视频里什么好笑的事情笑的，她的妈妈和医生交流病情时我才知道，这个人的脑子生过病。他们母女被医生叫走后，旁边的椅子坐了一个穿戴整洁的高大中年男人，她的妻子在旁边，从他们的红色行李箱里找着检查的资料，听他们的说话，我知道是我们老家的口音。爸爸转悠回来一看这个中年男人，就认出他来了，原来他是父亲的旧相识，还在一个房间睡过，之前做过老师。他们一起交流了几句，他说他都来治了一个多月了。
在这期间，父亲还打电话把医保报销的事情办好了。
过了一会儿，助理姐姐来点名，我们去看医生，医生又给外婆检查了眼睛，说现在的视力差不多是0.2、0.3的样子，但是会越来越好的。在另一边，助理姐姐给了我一张报告单，告诉了我滴眼药水的注意事项。
办完出院后，爸爸立马给妈妈和小姨打了电话报告喜讯。
之后我们在旁边的快餐店吃完饭就坐地铁去高铁站了。在通往地铁站的地下通道里，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在唱着“跟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唱得很好，当我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不唱‘跟我在长沙的街头走一走’？”时，我们前面那个总是走得很快的身影——我的爸爸已经不经意地低头从他的斜跨皮包里找出了5块钱，轻轻地放到了残疾卖唱人的面前。
这次坐高铁回家的两个多小时比来时似乎快了许多，我们三个人一上车就睡着了，醒来时也差不多快要下车了。
爸爸又骑着电动车把我们载回去，妈妈已经在家把饭做好了，在微信发了照片等我们回去吃。
爸爸回来后让我写日记记录这几天，外婆说：“写牵瞎子的事，牵了几天瞎子。”，我们全家人都笑了起来。
（八）新春和菊桃
下面我要讲的是新春和菊桃的故事。
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见外婆陈新春哭过，但她和我的太太（按辈分排的称呼，她丈夫的辈分比外公大一辈，我叫她的丈夫也叫太太）菊桃见面刚聊几分钟的天，就红了眼睛留泪了。新春和菊桃从小就是闺蜜，在一个地方长大。十九二十岁结婚后，新春嫁给了一个乡村兽医（俗称牛郎中），菊桃嫁给了一个读书人。
新春从长沙回来后的第二天，菊桃就提着一件纯牛奶一件八宝粥来看她了。我不知道是怎样的苦难，能让外婆时隔这么多年后，聊起来就哽咽流泪。这些苦难她不能跟她的丈夫说，因为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她的丈夫而伤心，也不能和她的孩子说，因为会伤害到孩子，她只能和菊桃说，因为她们境遇相似，又曾是最亲密的朋友。七十六岁的陈新春就这样把多年来的苦告诉你了七十七岁的葛菊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