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的中医郑安家从武汉回上海快满1个月了，他在斜土路上中医门诊的诊室也逐渐恢复人气。

4月29日下午，一位60多岁的老太咚咚咚跑上门诊部3楼，往里头好奇张望着问了句：“你是从武汉回来的医生吗？那我就要找你看病。”

而同在武汉奋战了1个多月的队员莫仁云，回家后的动静似乎大了许多。4月初，武汉各家媒体联合阿里巴巴为他颁发了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奖金1万元。

4月15日，广西来宾市忻城县为本地去过武汉的6位医护人员举行欢迎仪式——警车开道、市领导到广场献花，莫仁云接受了和“正规军”一样的待遇。而2月14日奔赴武汉时，他是悄悄上路的，来不及告诉任何人。

社交媒体上，北京中医李中正的武汉之行更不着痕迹。他诊所微信公众号上，一则“4月19日起李中正大夫从武汉归来，恢复出诊”的消息，透露了他的行踪。

这群中医的故事要从一道征集令说起。2月初，武汉招募个体中医志愿者的公告在业内流传：“中共武汉市武昌区委组织部授权苏州天熠新瑞中医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慈善中医之家，招募具有资质的5名医生和15名护理人员组成医疗队，进驻武汉市第七医院特设病区，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因为这道征集令，一群天南海北的个体中医**到了武汉。1个多月里，他们在武汉市第七医院（以下简称“七院”）建立了的纯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病区，收治了60多位患者。

“这不是一次冒险实验，而是一次让有能力的体制外中医接触到真实病例的机会。”在武汉亲历了这场民间行动的李中正说。

2月13日莫仁云离开诊所奔赴武汉时留下的背影。 莫仁云供图

归来以后

从武汉回来后，郑安家发现自己最大变化是开药方时敢于“下猛药”了。

比如他以前只敢开每副药10克以内的附片（一味温补脾肾的中药），但现在他能从容开出3倍量的药材。“只要是对症下药就可以了，以前总是畏手畏脚的，患者康复得也慢。”他说。

在郑安家工作的门诊部，为了避免机构风险，有一个特别规定——中医处方如果开出了超过药典范围的剂量，需要医生在那味药后手写签名。郑安家以前签字时总会心慌。

然而过去一个多月，这种情绪在武汉隔离病房逆转了。“我在病房里看到资深中医赵志宏为一位有糖尿病的患者开附片，按照常理这不可行，但是患者在小剂量服用以后，身体有了好转，我们又加大了剂量……”郑安家尝到了用中医治疗急病的甜头。“中医也能救命，我必须要求自己必须把药量下足。”

郑安家回上海后，在上海的门诊部为患者进行针灸治疗。 杨书源 摄

4月15日，在广西，另一位从武汉归来的个体医生莫仁云站在自家诊所前。人声鼎沸，眼前晃动的全是横幅鲜花，他却有些局促。尽管以前在镇卫生院时，他就是明星全科医生，只要他坐诊，病人就会排起长队，从他的诊室一直延伸到收费处。

在迎接他的队伍里，也有不少当初怨声载道的老病号。他们担心莫仁云一去武汉，镇上的人就无处就医了，也有人担心莫仁云携带病毒回来。然而眼下，一切质疑都被这场欢迎仪式冲散了。

4月16日8点，归家后第二天早上，莫仁云的诊所照常开门了。这间诊所在从镇上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上，一楼是诊所，二楼就是一家人自住的房子。

相比以前每天30多位患者的人流量，这些天的患者人数减少了一半。不过，这对他来说也是好事，他有了更多为病患查体的时间。自从在武汉跟着几位中医专家学会了在脚上诊脉后，他也把这种诊疗方式带回了诊所。

他和武汉患者的联系也没有断，一位在隔离点复阳的患者几乎每天都在微信上和他聊天：发自己一日三餐、舌苔变化图片以及用药情况。莫仁云没有落下过一条信息。

这支志愿者医疗队的领队、来自厦门的中医贺劲是最晚离开武汉的。3月底武汉还没有解封，队员们需要陆续回家，志愿者中医来自四面八方，无法包专机专列，贺劲就充当司机，把队友们一一送到了武汉临近城市通车的火车站，目送他们离开。

4月底医疗队从社会各处募捐的许多防疫物资和药材没有用完，他要捐赠给当地公益基金会处理。

当他在武汉忙着清点物资数量、收发快递时，眼前浮现的却是2月底，一箱箱物资由志愿者们的小车们一点点输送聚拢到武汉……

“草台班子”

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没有谁比贺劲更清楚，1周内组建这个志愿者医生队伍要走过多少禁区。

哪怕是身为本地人的贺劲，最初申请去抗疫一线时，也因为个体医生身份，曾被7家武汉公立医院拒之门外。

43岁的贺劲是“慈善中医之家”到位的第一位医生。他曾在武汉一家三级中医院有十多年急诊、CCU（心脏重症监护室）治疗经验，4年前他辞职去厦门一家中医门诊部当医生。

在没有医院接收贺劲时，他想过开通线上免费门诊，但是帮助了五六位患者后，实在觉得隔靴搔痒。

2月6日“慈善中医之家”招募令让他重燃希望。当时他得知武汉一线医护人员极度缺乏，武昌区委组织部牵头苏州一家中医药管理公司临时组建公益机构，招募中医志愿者进入病区施诊，既解决燃眉之急，也让有能力的中医能放手一搏。

因为临床经验丰富，贺劲被选为了领队，由他和苏州那家中医药管理公司的负责人戴新瑞组建志愿者中医队伍。

贺劲在朋友圈里发布了招募贴，要求大致是：为人谦虚谨慎、不好大喜功、能吃苦并且还需附上一份平时发热、咳嗽的处方、简要阐述对湿热的辨证思路……当然，入选的首要条件是报名者必须拥有执业医师资格证。

贺劲当时转发在朋友圈里的民间中医召集令。 贺劲供图

招募令一发布，贺劲每天会收到两三百个报名电话。

其中，就有莫仁云。莫仁云报名后当即就在微信朋友圈中发表了“请战书”。2月11日他出发前往武汉，刚到柳州时就被叫回了，原因是武汉当地防护物资短缺，即使人过去了也进不了病区。就这样，莫仁云等到了2月13日才重新出发。

而郑安家到武汉的时间比同行晚了近半个月。2月7日报名时，组织者对他进行了线上面试，问起了一些关于新冠肺炎用药的问题，他回答得不太完整，没有入选。半个月后，他再次接到了组织者的电话，告知有了新任务——去另一家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病区，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

去武汉的高铁上，郑安家正好碰到了外省支援武汉的一大批“正规军”，虽然是同行，但他没好意思上前搭话，总觉得“还是不够有自信”。

实际上郑安家已经从医十几年了，前两年也考取了中医的主治医师资格，在老病人圈子里，治疗脾胃病和呼吸道疾病口碑不错。

年轻医生们差不多到位了，贺劲总觉得这样一个团队似乎还应该有几位核心人物。就在这时，北京中医李中正出现了。

在李中正投递的简历上，贺劲看到了许多过硬的标签：中医专业博士后、曾任河南中医学院教师、在网络上做过《黄帝内经》的公众普及讲授工作……

而这场疫情的迅速爆发，也是出乎李中正预料的。1月初听说武汉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后，他甚至还打趣过一句：“如果这次病毒性肺炎大流行，我立马就请战奔赴一线救人。”

没成想，一语成真。

2月初李中正团队和贺劲在微信上陆续沟通了2天，主题只有一个：未来这个病区的治疗方向。贺劲发现双方一拍即合，都坚持纯中医治疗理念。2月10日，在收到贺劲发出的邀请后，李中正立即从北京动身。

不久以后，另一位曾经在北京参加过非典救治的老专家赵志宏也加入了救治的队伍。临出发前，他询问有没有夜班，得知需要上夜班后他买好当天的机票就来了。到了之后众人才知道，他已经60多岁了。

李中正（左）和赵志宏（右）在一起，他们是这支志愿者医疗队的核心人物。 李中正供图

从“0”建病区

“一进病区，我看到的除了床还是床。”这是贺劲2月7日初入武汉市第七医院六病区的印象，这也是后来这支中医医疗队的主战场。

这个病区是上世纪50年代留下来的老病房二楼，幽暗潮湿，没有基本的急救设备，也没有药房等配套设施。存储捐赠物资的地方有些凌乱。许多救治中不需要的东西，比如冰箱之类，也在物资堆里闲置着。

但是，情况随时都有可能恶化的患者等不及了。2月9日下午，6病区在开始运行后的1个小时内，30多张床位就全部收满了，一共36名病人，以轻中症患者为主，包括4位重症患者。

当时病房的布置十分仓促。比如患者床前甚至都来不及挂上个人信息卡，医生们只好找来一些白纸，写上了患者的个人信息贴在了瓷砖上。当时，贺劲的朋友圈里几乎每天都要发布好几条征集物资的朋友圈。

最缺的还是口服的中药材。一般医院中医药房里常备的中药有上百种，而在六病区的中药房，最初只有几十种药材。其实这个中药房的药材抽屉都是闲置办公桌和柜子改造而来的。

因为是志愿者医疗队，所以不少医疗物资和药材并不完全和七院互通共享。病区物资最紧张时，进病房的医生只能拿垃圾袋代替鞋套，有时防护服开裂、护目镜戴得不够紧，会让人一阵后怕。贺劲记得防护物资最紧张时，他在病区里工作了两天半时间只换过1次防护服。

郑安家到武汉时，防护物资缺乏已解决，但是中医出身的他此前连防护服都没摸过。眼下最好的办法是他每天跟随当地其他医生一块儿进隔离病房，模仿他们的穿脱动作。

起先莫仁云也不习惯上夜班时，戴着N95口罩闭目养神的憋闷感，总会梦到自己被谁掐住了脖子，一会儿就憋醒了。

除了入选的医生外，陆续有中医志愿者自发开车前来，车子后备箱里装着满满的中药材。

在六病区，志愿者就像是鸟儿筑巢一样，不断在把“树枝”衔过来——李中正记得自己刚来时，进入污染区的隔离门只有一道，一个星期以后工人们加装了另一道，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三道隔离门装好了，符合隔离病房要求了。接下来呼吸机等检查仪器也逐渐到位。

病区刚建成时，只有2名护士，不少医生只能顶护士的班。后来陆续又有一些志愿者护士来了，但不少人来了没几天又悄悄退出了。

“她们倒也不是在意报酬和辛劳，而是总担心被感染后不能获得相应的保障，毕竟志愿者不同于国家队和省队的医护人员。”李中正说。

就在病区人员混杂的日子里，李中正说自己“花了三分之一的工夫在治疗患者身上，其余时间都在处理人员管理上的琐碎事情。”

但“失控”的局面还是会时有发生。按照当时病区的规章制度，李中正和赵志宏对于患者的治疗有决定权，其他人的治疗行为都要通过他们的同意，但依旧会有中医爱好者不听指挥，擅自为患者扎火针、艾灸。

后来，他想到了建立主任查房制度。这不是为了居功，而是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给同行纠错。

但这依旧是一支人员参差不齐的队伍，病房没有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这些职级差别，接下来的工作应该如何展开？

医疗队想到的第一步是对患者进行问诊分型：75%的是轻症患者，口服统一的协定方即可；25%的患者病情较重，需要一人一方，定时监测。在症型区分完成后，李中正和赵志宏迅速进入了协定药方的拟定。医疗队定出了两个协定方。1号方针对体虚的老年人，温阳祛浊方。这个方子药味不多，最终救治了加上武汉第九医院的共200余人。2号方则面向一般的成年患者。

几位年轻医生在病房则负责几位患者的状况跟踪，一旦患者在药效和身体上出现异常，就要及时反馈给几位年资高的两位医生共同处理。

“慈善中医之家”部分赴武汉的志愿者。莫仁云供图

“纯中医”风波

入住六病区的每一位患者，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告知他在住院期间将接受纯中医治疗。这让不少患者焦躁起来。几天内，贺劲接到了好几位患者的投诉，都是质疑中医治疗。

一些年轻的中医不解患者的反应，毕竟病情不重的患者如接受中医治疗，除了口服中药汤剂外，针灸、艾灸、推拿、按摩，敷贴，甚至中医食疗都给患者酌情用上，一天的治疗费用还不到100元。

“其实患者在意的并不是中医还是西医，他们在意的是疗效。”李中正分析。所以处理这些投诉的最有效办法非解释或妥协，而是在一两天内让患者明显感受到好转。

每次查房，他都向患者许诺：你按照我的方案配合好，两三天之内定会有好转。若不是非常时期，李中正很少会对患者这样打包票。

他至今仍记得他到达武汉当天，首次查房时患者脸上的表情——他们的眼神都很淡漠，有种不愿表达的悲伤。

其中有两位在同一病房的重症患者，他们下肢足部的脉象都呈现“浮大数而无力”，这是极为危险的信号。诊断结果也和西医的检查相吻合：其中一位患者的CT片中已经显示“大白肺”，两人的血氧饱和度都不过80。

“我记得其中一位和我同岁，46岁，来武汉帮着在武汉照看孙子的西北人。他脸上像是涂了一层乌油，闷喘得特别厉害。”李中正说。李中正给这位患者开起了小灶，每次查房都要重新复核药方，几乎每天的药材配伍都在发生变化……

3月12日，这位患者已愈大半，在六病区关闭后他转入了新的医院。但是出于对之前治疗手段的信任，患者没有跟着新医院的治疗方案走，继续服用着李中正给他开的中药。

当问起李中正是否和新的管床医生沟通过这件事，他说没有。“换一个医生，就会有新的治疗方案，尤其是中医和西医，互相承认的确有些难度。”李中正解释。

然而，这位患者同病房的一位病友却成了六病区唯一的死亡病例。这也是李中正的心结——2月10日查房那日，他就给患者开了药方，但由于当时药材中缺少一味附片，替代药材也找不到——当时整个武汉都缺中药材，不少中医院和中医药店都已经关门了。

这个药方就搁置了一天，11日夜间患者病情加重，当日凌晨他离开了人世。

“我很遗憾没能挽救他。要是有好的附片，要是他再多撑一天，或许不会这样。”李中正说。

李中正在为患者做治疗。

这位患者的离世，也给这个临时组建的团队带来了震荡。有人开始思考是否还要坚持纯中医治疗。

而李中正的困惑，并不在于对中医疗法本身的怀疑，而是当时治疗药物不到位，治疗方案响应不及时。他提议贺劲立即筹建六病区的中药房，购买江油附片、去皮炒附片。“自从炒附片进来了以后，治病过程少了许多曲折。”李中正说。

在病区开设1周后，第一位核酸转阴患者出现了。2月13日，病区里大部分患者出现好转迹象。2月23日，病区患者中30位核酸检测转阴，随后陆续有19位患者出院，病区又接收了16位新的患者。

个体中医志愿者在七院这一炮打响，又收到了更多诊疗邀请。

2月26日，郑安家和其他6位医生受邀来到武汉市第九医院的隔离病房，赵志宏担任这支队伍的领队。和七院不同，这里患者的主治医生仍是各个科室的西医，个体中医志愿者只是补充。

刚开始，患者对这群忽然到来的医生也有些戒备，不少人坚持要喝原来国家诊疗方案的中药1号方，谢绝郑安家等把脉开药。

起初，病区里九院的医生也不大和中医一起查房，两支队伍各自实施治疗。几天后，九院医生发现这群中医白天总在病房里查房，细致周到。他们开始帮助志愿者中医把处方录入到九院的系统里存档，也开始主动和中医们沟通患者病情甚至还为中医们提供质量更好的防护服。

中医志愿者们发现，这个病区原本也配有中医。但是他们严格执行国家推荐的治疗方案，很少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调整。而这些后来的中医空降兵灵活度更高，在他们治疗方案中，有将近30%患者的药方都是量身定制的。

不过西医的诊疗手段在这支中医医疗队中也没有偏废。贺劲记得这样一幕：赵志宏发现一位患者腹股沟疼痛了一晚上，他建议尽快做彩超检查去，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下肢静脉血栓的表现。彩超结果提示赵志宏的推论是正确的。

到关闭病区前，七院六病区一共收治68位新冠阳性患者，其中1位转入ICU， 1位患者死亡，1位患者复阳，转阴率95.6%。

寻找“位置”

这趟武汉之行，让郑安家觉得最安慰的，是他离开的前几天，院方为他办下了工号牌，他也有了在电脑系统内下单开处方的权限。

“就像是你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他说。

贺劲曾看到过一个统计数据，截至到3月5日，全国接受纯中医治疗的患者88位，其中在的武汉的有55位。贺劲在朋友圈里留言“这个数字，还没算上我们土八路呢！我们六病区目前就有60多例了！”寻找个体医生、中医治疗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位置，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李中正、赵志宏3月初受邀前往青山区方舱医院为患者诊治时，就曾遇到过身份上的困境：虽青山区相关部门欢迎有资质的个体中医进舱诊疗，但是等到他们一一为患者诊脉、完成辨证分型、拟出协定方后，数百包煎好的中药包却在送到方舱医院门口时被拦下了。

接管方舱医院的医疗队认为，舱内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药物应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如果给患者服下这些新增的中药，会有许多风险因素，无人担责。

外部的质疑只是团队困局的一面，个别志愿者的行医资格也有争议。4月底，济南市槐荫区卫健局发布公告称，一位通过“慈善中医之家”招募去武汉的一位中医志愿者，涉嫌无证行医。郑安家也回忆起此人和他曾经一起在九院的隔离病房救治过患者，她属于“有证医生的助理”。

“患者对她的技术挺认可。但是她的许多治疗理念我不赞同。”郑安家在离开武汉前，把她的微信拉黑了。

郑安家记得她谈论过不用寻找穴位、经络就可以为人体实施针灸的理论，这在郑安家看来有些不符合中医原理。

后来郑安家发现，自从院方宣布核验个体中医的职业医师资格证书后，她就再也没有在病区露面了，只在外围帮忙。

这支志愿者医疗队的组织者戴新瑞曾解释：当时医护人员奇缺，她认为慈善中医之家应该留一些名额给没有执业证书，但是确实具有扎实的临床技能的民间中医，在贺队的监督和签字同意下，协助参与救治。

而李中正对此的看法却不同：“自发**的志愿者难免良莠不齐，建议可由各地卫生部门出面组织资深个体医生或者民营医院中医医疗团队，受当地卫生部门监督。”

李中正说，虽然六病区的医生都是志愿者身份，但现在大部分团队成员还是拿到了一笔政府给予他们的奖励金以及一张纪念证书。“感谢国家认可了我们，这笔奖励金的数目还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些志愿者的劳动价值的。但是很多志愿者还是把这激励金捐出去了。”李中正说。

而对于他而言，这两个月的经历也正是自己对中医《伤寒论》一次完整的践行。后来他和学生结合六病区的临床案例，写成了一个在本次新冠肺炎中六经辨证治疗的报告。连同报告，他还附上了请战书，请战前往其他病区治疗重症新冠肺炎，一起层层递交到了国家各级卫生部门。

郑安家记得他结束在武汉的任务后，因为城市没有解封，他买不到回上海的车票，最后辗转到周边城市才买到了高铁票。

二等座已售空，郑安家咬牙买下了商务座。这一趟回程花了1100多元，的确有些奢侈。“这是对你勇气和付出的奖励。”他默念。

4月2日这趟归家的列车上，他在朋友圈里写下：“辗转而至，辗转而回！一切归零，继续保持初心！”

            钟溪水 202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