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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长沙商业繁盛,游女似京都,算不算当时一线城市?

  △2004年,在黄兴路步行街和坡子街交界处,发现这处大型的木质结构南宋涵渠。原属于汉唐百姓里坊的坡子街,因商品贸易的繁荣,城市建筑发生变化,建设了南宋高规格的官修饮水涵渠。后由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复原设计木构涵渠遗址。图/记者常立军

  宋代封建商品经济发达,已为世人所公认。在这一商品化浪潮中,封建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占有主导作用。当时已出现了著名的商业大都市如汴京(开封)、临安(杭州)。此外,苏州、成都、鄂州、泉州等也堪称当时的大城市,人口在四五十万以上,其当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而湘江之畔的潭州,也已位居先进城市之列,居民数量在20万以上。《元丰九域志》就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潭州(长沙)位列其中,其他5处是:汴京、京兆府(西安)、临安、福州、泉州。北宋诗人张祁在《渡湘江》诗中生动地描绘了潭州人户之繁,商业之盛:“春过潇湘渡,真观八景图。云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

  △人物故事纹铜镜。

  △花卉纹铜镜。

  制镜业名牌意识萌发,有商标式说明、售价

  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崩溃,夜市的解禁,城市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北宋时的开封已有6400多家大中型商户,还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工商与居民杂处,面街而居。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商业发展史的一次大变革。在这一大变革中,长沙的商业贸易也迅速发展。宋代长沙仍旧是南方著名的米市、茶市。当时,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据《宋朝事实类苑》卷62《风俗杂志》记载:“长沙人常自吒吾州有三绝,天下不可及。猫儿头笋,一枝重秤;敖黑潭取鱼,一网逾千斤;巨舰漕米,一载万石。”从这长沙人引以自豪的“三绝”中,我们至少会有这样的印象:长沙一带物产丰富,尤盛产笋类、鱼类以及大米,而且造船业相当发达,能制造能载米万石的巨舰。生产这种巨舰的造船业,可以说是宋代长沙手工业的缩影。由于水上交通和航海贸易的日益发达,荆湖南北、江南、淮南、两浙等地,都有大型的造船场。湖南地区的造船业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宋真宗天禧(1017—1021年)末年,全国各地制造的漕运官船共2916艘,其中湖南地区的潭州280艘、鼎州240艘,可见潭州造船业规模不小。

  宋代长沙的手工业,除造船业外,矿冶、制镜、丝织、造纸、制砚、制墨等都有起色,形成了一定规模和某些特色优势,并出现了**制手工作坊,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有所加强。宋代潭州铸铜工艺的发达还体现在铜镜的制造方面。潭州制镜业的名牌意识的萌发明显先于其他地区,潭州作坊出产的铜镜,很多有“真”牌货等商标式说明,有的还注明了售价。长沙地区出土商品化铜镜中的名牌产品,其代表作有“潭州官场造”龟鹤人物镜、“河中符张家”铸造的莲塘小景圆形镜和寓居长沙“洪都”(今江西南昌)工匠铸造的人物故事镜等。潭州镜图形的内容和装饰题材广泛,装饰风格趋于古朴、庄严、纤巧典雅,最多见的有两种造型:一为铭文葵花像镜,一为钟形人物纹镜。

  潭州是宋代有名的产纸地,其原料多样化,以竹、藤、楮为主,兼用大量的稻草、麦秆、桑皮等,为造纸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岳麓书院等在宋代刊刻大量书籍,是与当时造纸业的发展分不开的。造纸业为印刷业提供了条件,反过来,印刷业又刺激着造纸业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宋代雕版印刷十分发达,形成官府、书坊、私人刻印的多元化格局。毕升活字印刷术的伟大发明,更为印刷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可以想象,在印刷业发达的宋代,加上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推动,潭州的造纸业如虎添翼,其发展势在必然。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盾形双剑纹铜镜。 珍藏于长沙博物馆的宋代铜镜。供图/陈先枢

  商税排第四,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

  交通发达,商贸流通便利。北宋时,长沙与中原的联系主要是水路,如上供京都的物货均由水路运至真、扬、楚、泗州转般仓,然后分调船只溯流入汴京。湖南地区各地把物货先集中潭州,然后由潭州发运,沿湘江北上,至岳州,入洞庭湖,再由长江航线运至各转般仓,南宋时则送往江宁府。这是宋代潭州联系中原、两浙等地的交通干道。南宋时,还开辟了一条经由两浙路通平江府(今苏州)的道路。潭州与两广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灵渠。宋代以广西灵川、兴安二县令兼管修治连接湘、漓二水的灵渠,在兴安境内使灵渠通融水,导湘水主流注入融水。在此过程中,使用了较先进的斗门法,“舟一入半则复闸斗,俟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大大便利了潭州与岭南漕运和商旅贸易往来。此外,湘江沿线还建**头、驿馆、递铺,把潭州与各地沟通起来,还有供农民出售柴草和饲料的草市,“通货”、“驿步”、“草市”三门由此而得名,这是潭州交通便利的写照。

  商税大幅度增长。宋元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宋代税收在2万贯以上的有71座大中城市,其商品销售税要占全国商税额的36%。南宋初,全国财政收入不满千万,而“闽、湘、广三市舶司抽贡及和买可得二百万缗”,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潭州是商税增长较快的城市和地区之一。1077年(北宋熙宁十年),全国岁收1万贯商税的城市共计204座,而潭州在州城及各县商税为9.2万贯,比成都的8.9万贯商税还要多,更排在襄州、扬州、苏州、福州、广州之前,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在全国居第4位。潭州又是湖南地区商税最高的地区,仅酒税一项就达7.2万贯,其次是岳、鼎、澧州,商税额越高的地区商业经济越发达。

  △五行八卦纹铜镜。

  宋代士大夫视长沙茶叶为珍品,互相炫耀

  随着交通的拓展和经济的发展,两浙、闽、广一带的商人涌入湖南进行贩茶、贩盐、贩米贸易的日益增多。每到产茶时节,这些客商就“聚在山间,般(搬)贩私茶”。南宋范成大《骖鸾录》记载:潭州槠州市(今株洲市),地当舟车来往之中,居民繁盛,“交易甚夥”。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潭州城内的商品贸易更为兴盛,铜器、茶、茶具及各种农副产品大量涌向市场。长沙茶叶研制精致,品位极高,宋代士大夫多把它作为珍品,并以此互相炫耀。史称:“长沙造茶品极精致。工直(值)之厚,轻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以相夸侈。”可见,这是一种附加值极高的茶叶珍品,产量不多,但却已销往全国各地。乐史《太平寰宇记·潭州》也印证了这一事实:长沙之南楠,其树如棠,楠采其芽谓之茶。湘人以四月摘杨桐,捣其汁,伴半而蒸,尤宜暑月饮之。

  在溁湾市道旁的兴化寺,“门连城市(指潭州城),车马骈填”,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潭州城郊的乔口镇,是各地商旅必经之地,潭州的土产物货从这里源源不断输往各地,“而驯致收客旅往来之税”。

  当时潭州乃至湖南地区大宗的商品仍是茶叶和粮食。宋初,对茶叶实行专卖,官府置场收买,只允许商贾到京师榷货务纳钱给钞,到指定的13个山场6个榷货务领取茶叶。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实行便利商人之法,“客人园户私相贸易”。因商税大减,宋朝又恢复禁榷制度,并在产茶州县随处置场,由官收买。南宋时实行长短茶引法,让商贾持引贩卖,贸易更为活跃。潭州是湖南地区产茶最多的州,《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有1162年(南宋绍兴三十二年)湖南各州县产茶数,总数为176万多斤,而潭州所属各县为103万斤,约占总量的60%。因此,潭州茶叶贸易的兴盛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外地客商还带来一些产品进行交换。

  学者中转地和**地

  湖南成为宋代理学的策源地和全国的教育中心之一,湘籍学者周敦颐是为理学的先驱,北宋长沙岳麓书院和衡州石鼓书院名列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列。南宋时,湖南书院大兴,各地共有书院50余所,建制数目仅次于江西、两浙,长沙成为学者的中转地和**地,来长沙就读的学生更是无以数计,有“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之称。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带来了市井的极大繁华,长沙城内兴起了夜市、早市、庙市,经营各类商品的大小店铺、酒楼、饮食店、旅店以及金银钞引交易铺遍布城内大街小巷。与文化教育事业相关联的产业也迅速发展。如长沙的刻书业就盛行于书院兴旺之时,北宋长沙坊刻的《百家词》127卷保存至今。同时,服务于文教事业的造纸业、笔墨砚石业也盛极一时。

  著名理学家杨时、胡安国、胡宏、朱熹、张栻、陈傅良以及真德秀、魏了翁等人都先后来潭州讲学或任职,传学布道,促成了理学在湖南的兴起和迅速传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湖湘理学”,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名流。特别是朱熹、张栻在长沙会讲,在岳麓书院大张讲坛,教授学生,促进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并使理学传播中心由衡山转移到长沙。“湖湘理学”的兴起,对长沙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市井中酒旗广告高悬招引四方豪饮之士

  宋代潭州市井中酒旗广告也算得上一景,唐宋诗词中有不少描述长沙酒旗的佳句,如唐李群玉的“依微水戌闻疏鼓,掩映河桥见酒旗”,宋范成大的“趁客卖鱼双桨急,沿江沽酒小旗寒”等。宋代词人王以宁在《水调歌头·裴公亭怀古》中所吟“人在子亭高处,下望长沙城廓,猎猎酒帘风”更把长沙城廓与猎猎酒旗融会在一起,与唐代诗人杜牧的“水村山郭酒旗风”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词人的绝唱里,我们可以想象宋代长沙城亦和南京、汴京等其他大都会一样,是一处酒店业特别发达的城市。业主旗帜高悬,竞相招引四方豪饮之士,酒旗在南风的吹拂下,猎猎作响,迁客骚人、市井百姓就饮餐桌,手捧流香四溢的酒杯,开怀畅饮,好一幅长沙的《清明上河图》。

  北宋时,广州一姓戢的客商,带珍珠5斤来到潭州,计价3000余贯,结果被潭州知州及手下以400贯分买,这是一起著名的“分买珠子案”。此案曾惊动了仁宗皇帝。南宋初,一位御营使司参议官兼措置军前财用说:客商多自江西、湖南搬运斛竹木,前来建康府(今南京),“往往算请盐钞,并籴米以归”。生动地反映了商人长途贩运的情况。南宋淳熙(1237—1252)年间,淮东发生天灾,荆湖客旅贩米往粜,沿路税赋以各种名义减免,两浙、闽、广一带商人大批涌入长沙,并带来沿海产品进行交易。宋代潭州城市**和辐射功能的形成为明清时期长沙“江南商埠”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