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园雅集第一图。

  在公园里拍合影以作纪念，是自摄影术发明以来很多人的共同爱好，在湖南省图书馆内，有三张合影照，记录了一百多年前一群人在长沙郭家花园里聚会的情景，也许他们的相貌并不为人们所熟悉，但说起他们的名字，却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大咖”。他们是谁？为何要云集在这个名叫“郭家花园”的地方？三张老照片以及上面大量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同时再现了大变局前夕湖南的一个真实场景。

  撰文/本报记者常立军

  湘军将领郭松林留了处开party的好宅

  郭家花园从何而来？要从十九世纪湘军一位将领说起。

  十九世纪，是湖南人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集体登场的大时代。出生在湘潭县（今株洲天元区雷打石镇）的郭松林也没闲着，他自荐湘勇，跟着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走上了从军之路。太平天国运动给清王朝带来了大混乱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的晋升路径，“不事农儒，跌宕乡里”，被父亲嫌弃痛恨的郭松林却迎来了人生的大机遇。

  他凭借天生的将才，屡建奇功，一路攀升到从一品提督的高位。在围剿太平天国和捻军中发达起来的郭松林，有钱有权，但他的三弟郭芳鉁跟随他在围剿湖北钟祥东捻军的战斗中战死，他的母亲非常伤心。为了安抚母亲，1868年，官至湖北提督的郭松林在长沙藩后街落星田处兴建了私宅郭家花园。

  然而宅子建好了，人却难得来住，随着郭松林的去世，这里的人气也日渐消散。二十世纪初，郭氏家族后人多旅居沪上，郭园房屋空置，无人居住，任其荒芜。

  1909年，已是辛亥革命前夜，清政府也搞起了“预备立宪”，中国政局剧烈动荡，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湖南因此成立了地方自治筹办处，一直空闲着的郭园便被借用为办公处所。

  此时，长沙郭家花园仍是省内达官贵人的聚会场所。据1936年《长沙市指南》记载：“郭家花园，在长沙城东落星田，清时湘潭郭武壮公子美创构，其中假山亭榭，回廊曲槛，极为雅静，下俯池水，游鱼上下，洵美景也。惜近年郭氏家庭多旅居沪上，无人过问，任其荒芜，现园之前部，建筑铺面多幢，已租赁于人也。”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园内池塘由水榭桥廊所贯通，桥为单孔砖墩木桥，花格木栏，桥两端为八角攒顶凉亭，桥后树木扶疏，殿宇钩连，略见园林之规模。

  那个时期的郭家花园在城东落星田，也就是现在建湘路与五一路交叉口不远的地方，当年还有郭家巷，如今早已荡然无存，幸好摄影术当时已传入中国，才留下了这些珍贵的照片。

  1910年的郭园，一个“大咖”云集的朋友圈聚会地   长沙的3月，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春天。

  从照片中看，集会的人们都穿了厚重的衣物，春意阑珊的时节，政局也动荡不安。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准备工作已进行了两年多时间，3月初，清政府诏谕“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之宗旨。摄政王载沣却把军机大臣袁世凯开缺回籍，朝野内部的斗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革命党人的起义此起彼伏。朝野上下都知道剧变的时刻即将到来，但会变成什么样子，谁心里也没底。

  就是这样的3月，长沙的一群社会精英在郭家花园（湖南地方自治筹备处）**，从照片上看，第一帧和第二帧在同一个场景拍摄，画面前是池塘，背景是古树、假山和两幢琉璃瓦大屋。第三帧照片有座小桥，背景有一造型古朴的亭台，十四位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秋帽的湘绅，临桥倚石，气宇轩昂，留下他们的影像。三帧照片均留有题记。正是有这些文字，今人能解读这三帧照片蕴涵的丰富历史信息。

  参加聚会的十四位“大咖”都是什么人物呢？

  湖南省图书馆馆员沈小丁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十四人整体面貌的介绍。

  这十四人，全部是湖南人，有着相似的家庭文化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周大烈、梁焕奎、胡元倓、胡子清、杨度、杨钧、黄忠绩等七人曾经留学日本，汲取了国外科学文化，开拓了眼界。他们中间，廖树蘅、梁焕奎、谢重斋、杨度、龙璋、黄忠绩开办实业，经商开矿，积聚了大量资财，富甲一方。这批人大多是官宦家庭出身，曾广钧、周大烈、谭延闿、龙璋、杨度等人通过科举取第，取得功名，游宦四方。他们都是文化人，湖湘知识分子。

  梁焕奎、谭延闿、胡元倓等人于1904年联袂创建了湖南图书馆，这是中国第一所省立公共图书馆，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发端，对早期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影响至钜。谭延闿曾经出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他提出国之兴衰强弱视民之智愚贤不肖，民之智愚贤不肖视国民教育之盛衰。有国民教育者，国虽弱小必兴；无国民教育者，国虽大必衰……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陶铸国民。胡子清主持湖南法政学堂，他是开创中国财政学的第一人。胡元倓创办明德学堂，他提出办教育是“磨血之人”，他用毕生精力“磨血”，培养众多救国人才。王莘田主办的《湖南官报》，二十世纪初在湖南颇具影响力。

  王闿运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大师，他主纂的《湘潭县志》是湖南方志的名篇。他秉笔直书《湘军志》，让湘军悍将曾国荃读后赧颜。《湘绮楼日记》当今仍在再版。王闿运是教育家，门生满天下。杨度、杨钧兄弟是他的学生。

  1903年杨度在日本创作《湖南少年歌》让他一举成名。“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衡山积雪终年白。沅湘两水清且浅，林花夹岸滩声激。洞庭浩渺通长江，春来水涨连天碧……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历史行进轨迹如同杨度预言。郭园聚会的第二年爆发辛亥革命。在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历史大剧中，湖南人果真扮演了“斯巴达”式的人物。

  “合影”背后的文字，记录着一个时代的不同心境   文字是所有历史遗存中最有价值的印记。沈小丁先生对我们说，如果没有文字，仅凭这三张照片，是难以考据的，幸好当时的人们有在照片上写字的习惯，才让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为此，他专门整理了上面的文字并予以解读。

  这次由胡子清召集的聚会，来的人大多心事重重。合影之后，大家各自散去，其中几位文采颇佳的还做了记录。从这些记录里，可以看到有人欢喜有人忧。   第一帧照片左侧的文字是“郭园雅集第一图，延闿署”。这是晚清和民国湖南政坛著名人物谭延闿的墨迹。照片的右侧是王闿运一篇短文，其中写道“壁垣慨怀郭园盛时，有诗寄意，余与荪畡及见初营建时，又历数城中故宅兴废之迹，尤有慨焉。今此之会，虽未敢拟昔名流，要宜各有表见，不随时盛衰，因召照相人于倚石、临桥时，各留一影，使同集之人皆有以自镜焉。”可以看出，身为学术大家，看惯了兴衰成败的王闿运的心境是比较开阔的。

  第二帧照片右侧也是谭延闿的题词：“郭园雅集第二图，延闿署”。在画面左上方是一段文字“宙合群贤会集一亭，蘭幽竹脩觞咏极欣。于以契今昔之情。”这段话是廖树蘅说的，他沉浸于“兰亭集序”的意象之中，似乎也并无太多忧虑。

  在第二帧照片的左边有两段文字，第一段是杨度书写，其中提到：人生至中年，则喜思往事，追念曩昔。同游之人，或死或别，数年之后，未知今日之会，复将如何？时局纷扰，人事喧嚣，湖山文酒之胜，不可常得。余以京朝敦促，今日当行，倚舟书此，以志踪迹。

  杨度的忧愁应该是这群人中最深重的。他指出这座老宅的主人郭松林是他的姑丈，同时这里也是湖南地方自治筹办处，并表达了对时局的不安和“好景不常在”的叹息。作为旷世逸才的杨度，多年后仍在各种时局中沉浮起落，这次集会中的感叹，可以说有先见之明。

  第二帧照片另一段文字由周大烈撰写、杨钧代书。

  “事之变迁，恒随乎时局？光绪辛壬（1901—1902年）至今***，时局之变迁益亟，一切人事遂心不可以故常推测。皙子（杨度）京卿，谓为纷扰喧嚣，盖深有感于其中。然时局者，人事所集，非自为变迁，其变迁之如何，仍视乎人耳？烈行年近五十，四十以前踪迹不越故，常役于时局之中。此***虽有异于昔，默自循省，亦未能有以变迁时局，是所谓随人俯仰者。追维畴曩，俯念将来，益滋恐惧。”

  文后加盖有三枚印章：“周大烈印”“岩居”“重子”（杨钧字）。“岩居”不知是谁的字号。周大烈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身不由己”的恐惧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国家前途的不安情绪。   第三帧照片最右侧也是谭延闿署“郭园雅集图第三帧”。在照片画面的正中间题有一首七言诗。

  “支筇短径小池东，地胜清机息转蓬。羲燧纪年穷瀁莽，惠庄同意得玄通。移樽促影花窥镜，坐席容床石卧松。丝柳拂桥长共记，迟归每咏舞云风。”这首诗署名伋葊，即曾广钧。写作的时间“庚戌二月八日”是公元1910年3月18日。也就是他在拍摄照片的当天写下了这首回文诗。曾广钧工诗文，他为这帧照片题写的是回文诗，倒着读这首诗，仍然押韵。   与祖父曾国藩不同，曾广钧并不热衷于政治，文化研究才是他的兴趣所在。所以，时局的动荡并没有影响到他赏景的兴致。   在第三帧照片的左侧，留下两段文字。前段是梁焕奎作，后段是胡子清跋。梁氏患眼疾，他的文字由胡子清“援笔书之”。

  “名园集幽清，游春得嘉会。主宾杂裙屐，谐谈脱尘塧。况有上智人，悠悠群物外。情欣方赋诗，意倦自解带。鉴取松柏姿，澹尔苍容霭。危石履欲坠，虚堂寂无害。念彼华屋存，闲襟啸林籁。纵怀趣不孤，观物心转泰。”

  从梁焕奎作的五言诗，他心情大好，与周大烈文章中流露出忧愁情绪迥然不同。梁焕奎与一群“上智人”相聚，畅快交流，相互唱和，吟诗作赋，他是一种“悠悠群物外”感觉，全然不顾纷扰喧嚣的时局。

  集会者们的人生可以串起一部中国近代史

  郭园集会后的1911年，是一个有着分水岭意义的年份，辛亥革命爆发，不同政见的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照片中的十四个人，他们的人生道路又将出现怎样的改变？   关于他们的道路，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向。

  从事文化研究的有曾广钧和杨钧。他们都出身于政治世家，却并不喜欢参与其中。

  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弃职归里，从此不再加入政治舞台，潜心于研究诗词、书法、算学及外国科学。曾作有《环天室诗集》行世。   杨度的弟弟杨钧，民国初年，居长沙东门外五里牌，斋号曰白心草堂，自呼五里先生。长年独居，以读书、书画、治艺、鉴藏、著述自娱。

  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的有谭延闿、王闿运和杨度等人，在郭园集会中，他们占了主流。

  王闿运于民国三年（1914年）受袁世凯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兼任参议院参政，复辟声潮中辞归，主纂《湘潭县志》，著有《湘绮楼日记》、《湘军志》等。民国五年（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逝世后，当时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享誉极盛。

  谭延闿1909年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成了湖南立宪派的首脑人物。民国初年谭延闿任湖南都督。

  杨度1910年9月奏请速开国会。次年4月，杨度被任为内阁统计局局长。武昌爆发起义，袁世凯任命杨度为学部副大臣，杨度参与南北议和。

  民国初胡子清任民国财政部赋税司佥事，主持全国田赋管理达十余年之久。

  周大烈于1912年当选民国众议员，后任张家口税务署监督。

  1909年，龙璋与谭延闿等人发起组织湘路股东共济会，以拒借外债、筹股自办为宗旨。辛亥革命后任湖南交通司司长，旋改西路巡按使。龙璋著有《甓勤斋诗文存》、《小学蒐逸》。

  黔阳人黄忠绩，曾与杨度同学，民国四年(1915年)，黄忠绩当选为湖南省国民代表大会代表

  归隐者一人，是廖树蘅。他于辛亥革命后归家，不问世事。著有《珠泉草庐文集》、《茭源银场录》等。

  走“实业兴邦”道路的有两人，是梁焕奎和谢重斋。这也是他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

  梁焕奎在1908年改久通公司为华昌炼锑公司，自任董事长，厂设在长沙南门外西湖桥。1920年华昌公司关闭，梁焕奎避居上海，晚年失明。编著有《青郊诗存》。

  谢重斋，于民国初期的1913年，与朱奎峰、曹训农等人创办湖南实业银行，主要股东是矿商。朱任湖南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谢重斋、曹训农任副总经理

。   走“教育兴国”路线的有胡元倓和王莘田。

  1919年11月，胡元倓领导湖南公私各校联合停课，参与驱张运动。1919年明德大学迁至汉口，他亲赴南洋劝募。1929年曾一度任湖南大学校长。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长沙文夕大火，明德中学校舍被毁，将学校迁往湘乡县继续办学。1948年归葬长沙岳麓山。

  曾主持《湖南官报》的王莘田，后热心于教育，于1918年任长沙艺芳女子中学校董。

  辛亥之后，参与郭园集会的诸君各自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在不同的领域实现着湖南人经世致用的梦想。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