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天津西开教堂

“法租界，老西开，法兰领事真吊歪。”——《天津地理买卖杂字》

这是民国时期《天津地理买卖杂字》上的一句话。  

法租界、老西开，这两个词想必大多数天津人都知道。“法兰领事”，为法兰西领事的缩写。“吊歪”一词，很少听说。“吊”这个字，现在已经翻新成了全社会的“低俗喜剧”，不解释了。“吊歪”之“歪”，或许和天津人说的“腻歪”的“歪”的用法近似。与天津话渊源极深的安徽方言里也有很多“歪”的用法，如拾歪（快点）、涨歪（什么时候）等，有语气助词之用。《大连方言辞典》收录了“吊歪”一词，解释为“混账，不讲道理”。  

这句话基本可以概括近百年来官方及民间对“老西开事件”的看法。据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告知，“老西开事件”依然是天津小学课堂上讲授的内容。而关于老西开事件，众所周知，与西开教堂的建立有直接关系。  

这里曾经是天津最著名的天际线之一，虽然老明信片上留下的影像并不是很多。西开教堂于1912年立案建，1913破土动工，1916年竣工建成，最初称圣味增爵堂，后改为圣约瑟堂，一般天津人称为“法国教堂”、“西开教堂”，或称“老西开教堂”。

1930年左右西开教堂前的街道

西开教堂竣工当年，法租界当局以保护教堂为由，派驻武装巡捕，使用武力强占老西开地区，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老西开事件”。此前一年，法租界当局曾勾结比商电灯电车公司，计划由今劝业场（那时，劝业场尚未建成）沿滨江道穿过老西开直至海关寺开辟一条电车路线，后因受欧战影响仅修至墙子河东岸而中止，但该路电车上的路程牌则始终标明全程路程为“西开——海光寺”。  

西开教堂初建时，这里还是一片苇塘，地势较墙子河低四五尺。因地势低洼，每逢大雨，堂前堂后便水漫金山。而南京路形成于1970年代天津修建地铁时期，系填了墙子河后而形成的城市主干道。当年，除张庄大桥附近有几处房屋和英国营盘（现为天津一中校址）外，没有其他建筑。  

张庄大桥为连接法租界圣路易路（今营口道）、丰领事路（今赤峰道）与英租界宝士徒道（今营口道）的一座木构桥梁。“老西开事件”爆发时，张庄大桥驻守的9名中国警察均被法租界巡捕拘押。提起张庄大桥，想起一则闲话：抗战之前，著名美食家唐鲁孙在张庄大桥附近的元兴旅馆住了半年。据唐鲁孙介绍，这家旅馆的掌柜张大爷当时在法租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其祖上就是靠在法国教堂前卖嘎巴菜起家。据说，张家的嘎巴菜最初用口蘑丁熬汤，鲜美味厚，还带点卤煮鸡的湛香，别家自然无法与之相比。

1920年左右西开教堂周围还是一片相对荒芜的开洼

与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新学书院，美以美会创办的中西女中、汇文中学等教区近似，以西开教堂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包括教堂、学校、医院的天主教社区。这一时期，天主教会还修建了修道院、教会医院（原位于营口道上的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的前身是仁爱会的天主教医院）、法汉学校（1950年，将“西开”和“向阳”两所私立中学并入“法汉学校”，1952年后改为“天津市第二十一中学”）。老西开教堂落成后，这里不仅成为天津天主教会的中心，也成为天津天主教徒聚集居住区。当年，很多来自河北乡村的教徒，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到天津谋生，其中不少人在教堂附近定居。其中，很多为我的老家河北献县人。

位于西宁路上的西开教堂属于典型的罗曼式教堂，其平面呈长“十”字型布局。在天津，另一个典型的罗曼式风格建筑是同样由天主教会创办的原工商学院的主楼（今天津外国语大学）。西开教堂正面顶部的两座高大的塔楼，与楼体中央的后塔楼形成呼应，远远望去，宛如中世纪的古堡。而据老教徒介绍，早年西开教堂塔楼表面覆盖的是铜片，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风华独特。

对于大多数本地的年轻人和外地游客而言，西开教堂是天津一处时尚的景点。每年圣诞节，这里便成为年轻人聚集最多的地方。而沿着滨江道蜂拥的人流逛街，无论是朝着津塔的方向，还是朝着南京路、老西开的方向，随时都能够转身或者抬头看见这座气派非凡的罗曼式教堂。

在研究近代天津城市景观时，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按照“对景”理论，以滨江道与和平路为例，存在多处对景关系：在和平路上，渤海大楼以绝对的高度和建筑形象构成了区域内的标志，成为和平路与赤峰道的对景；而西开教堂作为控制着滨江道整体空间秩序的尽端建筑，成为滨江道的对景。

老年间，滨江道的名字还不叫滨江道。以大沽路为界，大沽路东侧为葛公使路，也称法租界4号路，建于1886年；大沽路西侧为福煦将军路，也称26号路，建于1900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统一命名为滨江道。与解放北路上严谨的古典主义银行建筑不同，与上海的南京路一样，滨江道上的商业建筑多体型上的变化，各式塔楼争相林立，各类建筑争奇斗艳，极能烘托出商业街上新奇、繁华、热闹及丰富多彩的商业氛围。

有趣的是，很多大城市的著名商业街上都有一座大教堂。米兰大教堂前有埃玛努埃尔长廊，科隆大教堂前也有著名的商业街。而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哈尔滨中央大街均有当地的一个大教堂。而在西开教堂前后，前有国际商场、滨江道及陆续建立的大商场，后边就是充满市井气息的花鸟鱼虫市场。而在面对着滨江道的教堂正门栏杆上，那几个中文楷书大大的“看”字，将教堂内外分隔成了两个世界。

1966年文革高峰时期，西开教堂成为“红卫兵”大扫荡和大批判的主要阵地，建筑墙面上贴着“砸的对，砸的好”以及“炮轰黑教”等巨幅标语，红卫兵焚烧《圣经》及各种宗教印刷品，捣毁堂内外诸多设施器物，甚至欲砸烂教堂。但由于教堂过于结识庞大，才得以幸存。1976年大地震中，西开教堂两座前塔楼圆顶的底座严重震损。1979年修缮，1980年8月15日举行“圣母升天瞻礼”，教堂重新对外开放。

１９６６年夏天，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后来被称之为“浩劫”的大革命中，红卫兵充当了急先锋。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从而使红卫兵运动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当时我正在天津一中读高三，也参加了红卫兵，还是一个组织的头目，随着这股潮流走上社会，进行了所谓的“破四旧”。

８月２３日，我刚来到学校，一位红卫兵战友就告诉我，二十一中的红卫兵在教堂门前贴出一张大字报，要和主教辩论有没有上帝。我一听，立即和他来到教堂。

教堂位于墙子河边（现河已填平，下面改建地铁），和天津最大的商场劝业场遥遥相望。据说这座教堂是全国最大的天主教堂，因建在当年的法租界内，天津的老百姓都习惯地称之为法国大教堂。二十一中就位于教堂的对面，所以教堂的“破四旧”被他们捷足先登了。

我们赶到教堂时，教堂已被红卫兵“抄”过，抄出的东西堆在台阶前的空地上，像小山似的。教堂的两边刷上了几条醒目的大标语：炮轰黑教堂，棒打旧思想。横批：摧枯拉朽。教堂正门的上方挂了两幅毛泽东画像。我当时一下子被这情景激动了，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下了红卫兵正在传送衣物、准备焚烧的场面。

随后，我进入教堂。这座教堂我上学时几乎天天经过，可还从来没有进去过。刚一进去，里面的光线很暗，还真有点恐怖和神秘感。我顺着狭窄的楼梯一直爬到顶层，从一个小门，到了楼顶。这里也已经被红卫兵“占领”，他们挥动着一面面红旗，其中一面红旗上，印着三个金璨璨的毛体字一一红卫兵。那情景就像在电影中看到的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一样。我拍了一张。可我感觉空间太小，拍不到整个场面，也没有气势。这时我发现教堂对面有一座楼房，而且房顶是平的。我于是决定到那个楼顶上进行拍摄。（这座楼房现已拆除，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商城）

我下了教堂，来到那个楼前。我已记不清那是个什么单位，他们一见我们是红卫兵，话都没敢问，便放我们进去。我一直上到楼顶，拍了一张全景，但并不满意，又补拍了一张前景带有的红卫兵的镜头，即后来最为朋友称道那的幅。这时教堂前已开始焚烧圣物，烟雾腾腾，并吸引了一些行人，但他们不敢上前，只在远处围观，我从这个角度拍下了这个场面。

回到教堂前，那些圣衣圣物已经焚烧完毕，只剩下一些灰烬和未烧完的残物，其中有一尊圣像还没烧毁。一个红卫兵找来一把斧子，挥斧就劈。我又抢下了这个镜头。

批斗会设在教堂前的街道上，临时用乒乓球桌搭了个台子，让主教身披圣服弯腰站在上面。右前方摆了了几张桌子，上面站着两位陪斗的副主教。主会场是前来声援的各校的红卫兵，四周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就连树上、电线杆上、墙头上、房顶上都爬满了人。我从正面拍了一张中景，然后再次进入教堂，从教堂的窗户里俯拍了两张批斗会的全景。这时我的胶卷已经用完，只好作罢。

在那些日子里，我总是把相机带在身边，想把红卫兵的“伟大历史功绩”记录下来。现在站在这些照片面前，我的心情完全不一样，除了回忆，更多的是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当时，我们真的是充满了“理想”和“信念”，有着一腔的热血，有着一种奋不顾身的精神，“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但是我们却对人类的文明造成了巨大的摧毁。那时我们年轻，我们干了不少傻事。我想每一个和我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也一定有着相同的感受。

另外，我把这些尘封了四十年的照片拿出来，也算是我对那个疯狂年代的疯狂行动的一种忏悔吧！

附：

我使用的是一台雅什卡-D型双镜头反光相机，这在当时算是比较新的。这种相机使用的是１２０胶卷，只能拍１２张。在此之前我已用去一张，所以一共拍了１１张。由于当时还是个学生，２块多的上海正品胶卷一般都舍不得买，总是买些１块多的副品胶卷，而且是自己用漱口杯进行冲洗，底片的质量先天不足。加上４0年来一直随便存放，底片难免受到损伤。所幸历经“浩劫”（我家也被抄过）居然被保存下来，总算是留下了一个历史的镜头。

红卫兵占领教堂

教堂顶上

教堂前开始聚集围观的群众

教堂内的衣物被抄出来，堆成小山

焚烧后的现场

批斗主教

批斗会全景

遥相呼应

附录王瑞先生的评论文章：

一卷红卫兵的自拍照

——王端阳的摄影作品《教堂•1966》

王瑞

回国。抵京。5月22日赴约798厂，会见1985年元月在故乡长春合作策动民间美展的友人，协议旧事翻新的再策展计划。提前到厂，直奔“百年印象摄影画廊”，看有何新展，不期然碰上了“王端阳摄影作品展”。见尘封40周年的老胶卷打印出的大照片跃然眼前，岂止为之一振，更其意味深长。

仔细地遍览仅只由八张照片构成的这个影展，深感分量持重。对影伫立，凝视良久，心头浮出的，竟然是伟人的那句名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不同于那些由官方摄影记者们所拍摄的那种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影像，王端阳身为当年的正宗红卫兵，亲自拍摄了文革初期风靡而起的红卫兵运动中“破四旧”行动的真实场面。仅此拍摄者的身份立场一点，就具有特定的社会文献价值。因此，这套照片属于红卫兵拍摄红卫兵自身行为的“主观镜头”作品，而不是出于通常的旁观视角。从红卫兵摄影者王端阳的取景意向上观察，可以看出那种对“革命造反”行动的“发自内心的”红卫兵情结之自觉流露。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最有力度的红卫兵自拍照的作品，它作为历史事件肇事者和当事人的自照意义，对于参破红卫兵一代人在文革爆发时的政治情结和行为心理，具有极高的社会学价值。由此而言，这是一种红卫兵自拍自照自我暴露的影像，从中可以深入探索研究的信息非常广泛。

红卫兵摄影者王端阳40年前满怀革命理想，兴高采烈地拍下的这卷影像，在40年之后放大公布出来，当年的“风流人物”，在“还看”这些自照之际，摄影者如此自道：“现在站在这些照片面前，我的心情完全不一样，除了回忆，更多的是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当时，我们真的是充满了‘理想’和‘信念’，有着一腔的热血，有着一种奋不顾身的精神，‘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但是我们却对人类的文明造成了巨大的摧毁。”

出于当年一位中学生摄影爱好者之手的这套作品，画面处理得相当精彩，令人不得不佩服王端阳的摄影天分。他能够在事件迅猛进展的当时，不失时机地快速寻找有利于拍摄的机位地点，特别是赶到与事发中心教堂呈面对视角的高楼顶上，得以用全景的规模，配合一系列中景和近景画面，把一场事件有层次地圆满表现了出来。在短暂的时间里，以不足一整卷的有限胶片，如此有条理有层次有节奏地囊括到一个典型事物，王端阳无疑靠的是对影像敏感的天生本能。

全套作品中题为“遥相呼应”的那张照片，似乎已然抽身于具体事件之外，却完全地成为了对红卫兵运动及其命运的一个高度概括写照。画面中的人物姿态尤其意味深长，那个没有露面的背影形象，未尝不是一代红卫兵的历史隐喻。那套典型的红卫兵打扮，带有明显的革命符号的世袭象征性。他浑身披挂的继承自革命父辈的旧军装、旧军帽、公文皮包和军用水壶，他豪情万丈地妄图在和平年代挥霍出一场血统论的阶级斗争激战，还有他终于悖论式地迷惘于左派幼稚病的政治泥沼。而“遥相呼应”的又是什么呢？看似一个人与一场事件的呼应关系，却也引申出一代人与一场运动的呼应命运，这样一些错综复杂的纠葛，不正是文化大革命留给中国历史和政治的深远迷思吗？

因此，王端阳的这张“遥相呼应”影像，可能成为代表红卫兵事物的一桢经典作品。文革过去了40年之后，关于文革的影像已经浮现了不少。红卫兵摄影者王端阳的优质文革影像的此番“出土”，意味着涉及中国摄影史的民间影像沟沉工作，又结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硕果。非常珍贵的是，王端阳的这档红卫兵自拍照作品，实际上为文革影像的全面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以往的重要比较视角。

1986年，教堂前的国际商场正式建成。这一年的平安夜，我第一次走进老西开教堂。此后，因为儿子曾在原西宁道小学上学以及后来搬到和平区居住，不知多少次路过这里。每次节日之夜过去，经过那些还没来得及清扫的街道，看着冬日的阳光下大教堂立面巨大的阴影，都会想起“神所看顾之地”这句话。而在教堂的院子里，圣母玛利亚在花和蜡烛中，不时有人在那本打开的石制圣经前默默地祈祷。

来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