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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出版的“歪路子”和“野路子”

作者写一部小说,出版机构出版,读者阅读与评论者评论,参与奖项角逐。这是一条再正常不过的文学生产、消费与评价的路子。但是,因为“名利”这对魔鬼的诱惑,加上适宜的土壤,一条正常的路便会旁逸斜出,生出一条文学生产、消费与评价的歪路子来:作者(某些有能量或者一官半职的人)写出一部小说后,找关系弄到一笔经费——或找企业赞助、或找官方项目经费——买个书号出版,再找宣传部门或什么协会弄笔钱,开个热热闹闹、掌声一片的研讨会,然后再运作出个什么政府奖来。

这样的歪路子随处可见。拿公家的钱,出自己的小名,满足大大的虚荣心,一帮“吹鼓手”也有了收入,有关部门也有了“政绩”,可谓皆大欢喜。惟一不够欢喜的是,这类书与艺术水准无关,与读者无关。我认识一位县市文学的“掌门人”,写作水平一般,但能量大,写了一本以当地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从出书到研讨到参评国家级奖项,政府拿钱,前后花了近八十万元,结果奖也没拿到,热闹开场,惨淡收场,令人唏嘘。

  

所以,我以为这歪路子“歪”在:第一,浪费了国有资源。谁有权有势能“折腾”,就能拿到钱办自己的文学事儿,这“歪路子”走一次,少则五万八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这是一种变相的贪污。第二,扰乱了文学评价生态。有钱就能买到好评价,买到宣传,难怪各种研讨会上“史诗”“经典”“划时代”的著作很多,而读者却很少。严重的是这种“研讨会评价”会影响读者的艺术判断。第三,破坏了文学评奖机制。自从“获大奖”变成地方文学“政绩”后,进京“跑奖”,借研讨会“要奖”的事屡见不鲜。为此,据说北京诞生了一批职业“跑会家”,他们大都在评论界混的时间长、资格老,时常参与各种评奖,地方上为了获奖,花巨资将研讨会开到北京去,请上这些可能的评委们出席,“红包”可观。有位老先生,为了“跑”研讨会,不顾年岁高,专门买了一辆车来“跑”,一年收入四五十万没问题。

与这“歪路子”不同,在文学出版评论上还有一种“野路子”。

  

因现在出版社是“利”字当头而非“艺”字当头,出一本文学类的书异常艰难,加上那些出版资源、扶持资源被“歪路子”占去了,所以,绝大部分文学作者只能自掏腰包,出版一本自己的心血之作。这些书印刷不够精良,在文朋诗友的圈子里流通,彼此评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自生自灭,孤独前行。这即所谓的“野路子”。

有一个重庆农民,酷爱写小说,小说也写得很不错,时常在各刊物露脸,他为了出一本书,卖掉了自己的耕牛,他很自信他的书能在书店里卖掉一些,但是他的书进不了书店,最后他用装化肥的蛇皮袋背到集市的地摊上,与那些鸡鸭鱼肉摆到一起卖,仍然没有人过问,只有惊奇空洞的眼光掠过他苍老的面孔。

  

对那些自掏腰包出一本小说、散文集的文学作者,我是心存敬意的,他们喜爱写作,真诚写作,不仅倾注自己的精神财富,还要贡献自己的物质财富,来出版一本书。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他们背着印数不多、装帧不考究的书,穿行于文友间,然后双手恭敬地送上:请指正。每每遇到这种场景,我总是很感慨:他们没有赞助,没有研讨会,没有评论,评奖无缘,但文学微弱而温暖的薪火在他们之间默默传递。


由“歪路子”想到“野路子”,我觉得阵阵悲凉,中国文学在两幅图景间彼此交换,一幅是热闹的、虚妄的繁荣图景,一幅是孤寂的、扎实的冷清图景,但哪一幅更真实,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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