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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齐家之教"

明末著名律学家朱载堉在《山坡羊·钱是好汉》中写道:“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它诸般趁意,没了它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明末社会风气之坏。然而,在湖南衡阳却有一个特殊的家庭,历十四世,家教严格,内外表亲交游邻里,都称道不已。王夫之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

王夫之在《耐园家训跋》中曾回忆自己的经历:有时闲荡稍过,父亲不许见面,他则二三旬间都不敢声张,一定要是仲父牵引,长跪于庭前,听仲父反复责谕,讲述先祖遗训,泪流满面,然后才能得到几句温语相戒。

正是受益于这样的家教家风,王夫之在世风败坏的时代,更重视家教。他把齐家与治国紧紧联系起来。王夫之说,“齐家之教,要于老老、长长、恤孤,而可推此以教国矣”。一言以蔽之,就是“正己齐家而忧社稷”。

正己,从礼开始。王夫之说,作为父兄,不以谐臣媚子自居,就可免陷子弟于便佞善柔,这是敬。上对下以礼,下事上以礼。这便是正己。

王夫之“齐家之教”有三大要义。

第一,孝是万字之本。王夫之推崇父慈子孝,把孝当做是一切道德的基础,父母不仅要亲爱子女、抚养子女成人,还要对子女做到教育有方;子女不仅要赡养父母、对父母无违,还要敬亲尊老。

1643年,24岁的王夫之遇到一件大事,这一年张献忠陷衡州,到处钩索名流,有不顺从者,则投之湘水。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是地方名流,不幸被抓。王夫之的哥哥王介之打算单刀赴会,与父亲同死,被王夫之拦住说:“我有办法。”他用刀子将自己的脸划伤,并刺穿双腕,涂上毒药,让创口溃烂,然后只身去往张献忠军营,说:我哥已死,我成了废人,我爹也70多岁了,对你们没有用,请让我们父子相聚。张献忠被其凛然之气折服,只好释放了他们父子。王夫之的孝由此可见一斑。

王夫之对延泽十四世的慈孝家风引以为傲。其父王朝聘至性简靖,对王夫之兄弟耳提面命,一有违背常道之事,就正容不语。三兄弟不知所措。这时其母亲就会先探明其父的意图,然而告诫兄弟错在何处,最后还笑语宽慰他们。可见,这种严格的家教并非简单的粗暴批评,而是通过适当的交流,让孩子深刻认识错误并下决心纠正错误,既不挫伤孩子的自尊心,又能让孩子感觉到父母的慈爱。

王朝聘留滞燕邸,苦寒善病。王介之每想于此,无欢笑之容。有一年除夕,王介之悲吟“长安一片月”一诗,宛转欷歔,流涕被面。母亲有心痛病,一发病就十天半月不愈。王介之亦多病,但每天都服侍在床前,十多天不睡,常常两三天粒米不进。

有这样的父兄做榜样,怎会不保持父慈子孝的家风绵延不坠?正如王夫之所说:“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凛祗载以敬其父兄……可以嗣先,可以启后。”

第二,德是夫妇之义。家教家风靠夫妻共同扶持,父勤母助、夫妻同心,虽然贫穷但甘之如饴。王夫之父亲王朝聘宦学四方,家徒四壁;其母支盈补虚,煮药调食,晨起晏息,躬亲执事,秉力维持他的旅费。父母那种虽苦亦甜的生活给王夫之树立了榜样。

王夫之的儿子王敔曾回忆自己的母亲:“孺人通文词而不拈笔墨,体孱弱而躬亲釜臼,播迁与先子以节义共矢,栖迟与先子以薇蕨共甘。”郑孺人是王夫之的第二任妻子,曾与他一起颠沛流离,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夫妻一度幽困永福水砦,卧而绝食者四日。后来夫妻二人间道归楚,恰遇桂城失陷,淫雨六十日,无路可走。二人做好了同死的打算。郑孺人去世后王夫之悲痛不已,为她写了多首令人感佩垂泪的悼亡诗。

王夫之一家能顺利在明清鼎革之际度过乱世,并且还能在乱世中写下数百万字著述,成为与黑格尔并列的“中西方哲学的双子星座”,可以说“另一半”的支持功不可没。

第三,志是成人之基。王夫之对子侄的教育强调一个志字,要求他们为人洒脱恢弘,心地坦然;人格高尚,气度恢弘,胸襟开阔。在《示子侄书》中,他告诫后人,立志之初就要摆脱不良习气。习气熏陶人,不自觉地陷入其中而不拔。首先要坚定除陋习之志,养就恢弘之志。用这种态度读书,就能领略古人的意趣;这样立身,如同立于豪杰之地;这样事亲,就能涵养出大志;这样交友,就合乎道义。

有大志的人,对于钱财视如粪土。而对于社稷,则有忧患意识;对于百姓,有担当精神。王夫之本人就有“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气节和胸怀,这对后代的影响绵延不息。

这种“齐家之教”,使得王夫之的后代卓尔不凡。其长子王攽“与弟齐名,著有《诗经释略》”;次子王敔“学问渊博,操履高洁,时艺尤有盛名”,系“楚南四家”之一,又有“楚南三王”之誉。到道光年间,王夫之七代孙王世全不忘先辈传统,为弘扬船山精神,于长沙汇刻王夫之遗著18种,名《船山遗书》。王夫之的思想和精神到晚清大放异彩,其后代出力匪浅

来源   勤廉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