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朔州，桑干河上游，西北毗邻内蒙古，南扼雁门关隘。1998年春节，山西省文水县农民王青华用34吨甲醇加水后勾兑成散装白酒57.5吨出售，造成222人中毒入院治疗，多人死亡，多人终身失明。

山东荣成，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它有着500余公里绵长的海岸线，地处山东半岛的最东端，对面就是朝鲜、韩国。2010年12月，鲁荣渔2682号载着33名船员的渔船出海前往秘鲁、智利海域吊鱿鱼，8个月后回来只剩下11名船员，两年的侦查审理以后，他们被判杀害其它22名同伴。

1998年春节，家家团聚但是朔州却哀鸿遍野，是当时正在《南方周末》的记者郭国松只身一人闯到朔州，最早曝出了朔州假酒案。

2013年，郭国松着手采访鲁荣渔2682号的案子，他跑到了事发地荣成，找到分布在东三省与内蒙古的船员的家属进行采访，希望还原案件的每个细节，并从船员的家庭出身，谈到底层人的命运。2016年8月，郭国松所有的采访集结成书，就是《太平洋大劫杀》。

约郭国松采访时，他刚做完胆囊摘除手术不久。

世俗社会中的生存

现在郭国松已经离开《南方周末》12年有余。

郭国松转圜于《南方周末》《法制早报》《中国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终于也像无数个投身于影视潮流的媒体人一样，投奔影视业。郭国松现任21世纪传媒影视部总制片人。

2016年8月17日，中南影业与奇树有鱼在京举行战略合作发布会，发布了接下来要做的IP，其中就包括要做成网络大电影的《太平洋大劫杀》。

从中国渔政船上拍摄到远处的鲁荣渔2682号。

封闭空间里对人性的拷问

“鲁荣渔2682号上发生的事情是典型的套路。” 郭国松谈到。在采访时，他几经周折终于从一个律师手里拿到了卷宗，因而对整个案件的过程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所有的船员都被每年四万五的工资骗上了船，然后发现他们签的合同是“第二十二条军规”，里面存在着悖论:每年4.5万元有条件是船到这个地方没有鱼可打。但是如果有鱼，就按照鱼的数量来算钱。

合同充满了陷阱，船员们合计，就算没日没夜打鱼，也不可能赚到四万五。“加之船长对大家非常凶，平时要么打要么骂，船员之间本身就集聚了愤怒，而且船员们在船上一天18个小时的工作量，有时候2天2夜不睡觉，超负荷的劳动，船上的粗暴管理，人在极端的环境下很容易做出不理智的事情。”郭国松说。

“大家知道这个关于保底收入的算法之后都陷入了绝望，加之两个船员晕倒了，有人就说:不干了，把船开回去!但是有人说船长怎么会听我们的呢?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就开始说:拿着刀架着船长，威胁他把船开回去。

“后来秘密筹划了一个多月，所有人都知道要劫船，只有船长不知道，劫船行动开始进行，一些船员把船长捅了，把大副绑起来了，这时厨师长夏琦勇冲进来，在搏斗中，他被多次捅伤，并扔到了海里。

“从杀掉第一个人以后，船上就开始失控。管理层和船员们形成了两股对立的势力。

“船一直开到西太平洋，过了夏威夷了，船员团伙安插在管理层的间谍回来说有人要造反，船员们就计划要灭了他们，第一夜就杀了9个人，船上唯一的大学生目睹了他们杀人的过程，看到流了一地的血，吓得浑身发抖，当天夜里，他就失踪了，有人认为他可能是不堪折磨或者恐惧跳海死了。”郭国松说。

船员在鲁荣渔2682号上写的字

这时候船上的船员几乎人人自危，卷宗里有黄金波的一段供词:“砍完刘刚之后我跑到走廊看刀上有没有血，结果没有，我就赶去右赶堂。因为之前我看见他们在右赶堂砍姜树涛，我就赶过去扎了姜树涛一刀。”

很多船员都如黄金波一样，害怕“刀上不沾血”而开始杀人，为的就是向领导杀戮表忠心，以免自己被怀疑、被杀害。

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船上完全是封闭的，人性都面对着严峻的考验。后来因为是否偷渡日本又发生杀戮，“船上每个人说可能会杀我，但是每个人又觉得不会杀自己。所以船上从头到尾没有人反抗，甚至跳海也不反抗。” 郭国松说。

“在距离日本还不到1000海里的时候，船进水要沉了，有人报警了，公司才知道船没失踪，这个时候又杀了5个人。”郭国松说。

“我们可以看到人性所有的恶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自私、残忍、卑鄙，各种肮脏的东西，有人告密，告密至少导致了两波凶杀。这使得很多人看了这本书感觉到非常恐惧的原因所在。”郭国松说。

社会底层人的挣扎

佩里是一起谋杀案的主犯。

“但是他也是个文艺青年，他特别有文艺天赋，你给他一个口琴，他随便就可以吹出一个曲子;他写了很多诗稿，他在逃亡路上一直拿着一个箱子，里面都是他收集的发黄的剪报、书信、他写的诗稿等，这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1959年，他在美国堪萨斯州西部广袤的平原上杀害了农场主克拉特一家。”郭国松谈到。

“杜鲁门·卡波特历时六年，通过艰辛的采访还原案件发生的过程，一步一步地打开了凶手的内心世界。”郭国松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世界，没有天生的人渣，即便是人渣，你把他的内心世界打开的时候，你发现那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宽广的地方。”

那些死掉的船员都沉于大海，将永远不能发声，而11名幸存的船员也都被关到监狱，几乎没有接受采访的可能。

于是郭国松走访了他们的家庭。

“上船的人，有的是家里有几十亩地，赌博输完了，出海打鱼，他们中很多人是穷苦之极。”

郭国松去到大兴安岭深处一个船员的家，他家住的是“木刻楞”，这是一种俄罗斯特色的民居，是1958年建的房子，木条外面糊着泥巴，这房子从1958年用到现在，“大兴安岭冬天很冷，没有供暖，他们自己烧煤，这么过了几十年。”郭国松说。

他也谈起从一个船员的老家库都尔火车站到牙克石的卧铺票:“售票员用十分吃惊的目光看着我，他们认为九十块钱实在是太贵了，他们觉得我简直就是土豪。”

上船的这些船员，都是为了中介公司承诺他们的一年保底工资4万5千元，两年下来就是9万元，这对于他们这些生在农村的人来说就是一笔巨资，他们有的可以将赌博输出去的田地赎回来，有的可以盖房子娶媳妇，他们都指望着这些钱来转变他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