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推送可能会有点枯燥，但还是希望你可以看完。我是那个专在众人喜大普奔的时候泼冷水的人，这次也不例外。甚至为了准备这桶冷水，一口气啃了大半个月的学术论文。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看完你会明白。

说句cheesy的话，装冷水的桶底，有一颗无比热诚的心。

Enjoy.

“噢，不。我干了什么？这真是个天大的错误。”

看着怀中刚出生的女儿，这是维多利亚·艾尔德的第一个想法。

如今，维多利亚的女儿摩根十八岁了，母女俩关系非常好。但维多利亚表示，她仍然后悔“成为母亲”这一决定，而女儿也表示支持。

▲ 维多利亚·艾尔德与女儿摩根

“我爱我的女儿，” 维多利亚在Quora上写道，“如果她发生任何事，我将无法自处。我从来没有不爱她或者不想要她... 我也不认为我是个失败的母亲——我只是不想成为母亲而已。”

维多利亚的经历是一个近年来才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群体的缩影。像她一样后悔为人父母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英国治疗师安德鲁·马歇尔把悔育称作“最大的禁忌”（the biggest taboo）。

在当前舆论环境下，承认悔育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尤其是母亲。

母性被认为是神圣、伟大、不可辩驳的，而“后悔”这种情感倾向无疑动摇了该刻板印象的根基。社会的不理解促使很大一部分人只能选择在网络的保护下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情绪，比如Facebook小组“I Regret Having Children”的上万名成员，比如和维多利亚一样在Quora上回答“悔育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的用户。但只有少数人会像维多利亚一样选择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

有人不解，既然孩子已经出生，很多悔育的父母也并非不爱或者无法接纳孩子，那为何还要把这种后悔公之于众？

来看看作家、社会学家Orna Donath怎么说。

▲ Orna Donath

Orna Donath出生在以色列。以色列女人平均每人生三个孩子，生育率在发达国家里名列榜首。选择不要孩子的Orna，在旁人眼中有如异类。

这让她开始思考：在一个把生育视作“自然之道”的社会环境（pronatalist social climate）里，女性对生育的选择究竟含有多少自我能动性？

禀着学术精神，Orna在网上贴出“招聘启事”，寻找愿意配合她进行调查的人，前前后后联系到了二十三位“悔育妈妈”。

这些妈妈们年龄跨度很大，从二十几岁初为人母者，到七十多岁、已经当上祖母的都有。

其中，

七位妈妈来自工人阶层，十四位是中产阶级，两位高中产阶级；

十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八位高中毕业，三位持有专业资格证，一位学士在读；

所有妈妈都是以色列犹太人，十六位是Ashkenazi（欧洲裔犹太人），四位是Mizrahi（中东或北非裔犹太人），三位是混血儿；

二十位有过被雇佣的经历（包括仍然在工作者），三位从未被雇佣。

所有妈妈均与子女为血缘关系。

从2008年开始到2011年为止，Orna花了三年集齐所有的采访资料，并将其写成一篇论文：《选择为母？从生育及抚养的回忆中看能动性与悔意》（Choosing motherhood? Agency and regret within reproduction and mothering retrospective accounts）

Orna指出，人们应当讨论这个一度被视作禁忌的话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将“生育”这件事去自然化。

由于二战的浩劫、宗教价值观等等因素，以色列是个非常重视生育并以多生为荣的国家。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里，女性的生育权不再真正属于个体，而是被严重“国有化”。用Orna的话来说，“她们的子宫被视作一个巨大的、可以为了大局而被征用的‘国家子宫’。”（Their wombs are perceived as a 'national womb' to be recruited for the greater Jewish good.）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生育成为了一件必经的、自然的 、绝对且唯一正常的事。

其中一位受访者阿塔利娅（化名）说：

我完全没去思考过（生育）这件事，思考过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意味着什么... 什么也没想。当初的这种不假思索让今天的我感到震惊。

另一位受访者夏洛特（化名）则表示：

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生孩子。因为这条路人人都走，所以我想都没想就跟着走了。

这种被社会无形中强加于女性并反复巩固的生育“意愿”，哲学家梅尔斯称之为“对想象力的殖民”，Orna则称之为“被制度化的意愿”。

不论如何，当一个所谓的“选择”被内化成了一种社会潜意识，实际上已经很难再被称作选择。

与夏洛特和阿塔利娅不同，有些人很早就知道自己并不想要孩子，最终却因为种种因素（往往是伴侣的意愿或舆论压力）妥协。这样的生育，可以被视作“自愿”吗？

受访者德沃拉（化名）将生育称作“我为了维持这段关系所支付的代价”，多琳（化名）更是直言，（当她发现完全不想要小孩的自己怀上了双胞胎时）“那就是强奸。没错，强奸。而我允许它发生了。”

正如女权主义学者、社会活动家凯瑟琳·麦金农所指出的，“同意发生性关系”并不等同于“想发生性关系”；同样的，同意生育也绝不等同于想生孩子。

把生育“去正常化”、“去自然化”，将其当作一个普通的选择——与不育、领养等处于同等地位的选择，才是对人性真正的尊重，也是这些悔育母亲们、Orna Donath等学者们发声的重要目的。

Orna这篇论文的诞生，说是里程碑式也一点不为过。自此，Motherhood Regret不再仅仅是网页上的几句匿名的牢骚，而是真正成为了严肃的学术性话题，甚至正在逐渐发展为一场社会运动，也激发了许多此前一直沉默或者不知该如何表述自己感受的女性站出来发声。

德国作家Sarah Fischer在看到Orna的文章后大受启发，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快乐母亲”之迷思：我为什么更愿意当父亲》，指出当代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现状常常使母亲们心力交瘁。

▲ Sarah Fischer

Sarah是常人眼中典型的独立女性，拥有自己热爱的写作和摄影事业，跑遍全世界180多个国家。用她的话说，“在马达加斯加的丛林中差点脱水丧命，在印度洋上遭遇过海盗抢劫，我都挺过来了，所以觉得当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目睹过身边的好友在成为母亲之后怎样一点点失去自我：放弃坚持多年的爱好和职业；开口闭口三句话不离孩子... “当一名母亲诞生时，曾经的那个她就得靠边站了。”

作家、摄影师、某LGBTQ网站创始人Samra Habib对此深有感触。在好友和姐妹相继怀孕后，她感觉到彼此的关系不可抑制地疏远了。时间是一个问题，但即使在有空见面的时候，育儿话题也取代了她们原本丰富多彩、mentally stimulating的谈话。以至于她现在每接到一个好姐妹怀孕的电话，就觉得“心里一凉”。

▲ Samra Habib

这边厢，Sarah发誓绝不成为传统育儿模式的受害者，带娃、家务一定要和丈夫平摊。然而，微薄的陪产假津贴（即企业发放给男性员工以便其陪产的津贴）以及无处不在的性别薪酬差（gender pay gap），不但阻碍着职场平等，同样也阻碍着家庭内部的分工平等。

即使在性别平等方面做得最好的北欧国家，性别薪酬差也仍然是严重的问题。谈到薪酬分配的问题，人们一般会想到“同工同酬”。然而现实是，在女性为家庭的付出大大超过男性的时候，她们给予工作的时间与精力自然会被挤压。无视家务平等而只谈同工同酬，无异于空中楼阁。

《多伦多星报》今年二月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母亲也远比父亲挣得少》（Even in family-friendly Scandinavia, mothers earn much less than fathers）。数据显示，女性在第一个孩子降生后薪酬骤减，男性却几乎不受影响。（图中显示为丹麦的数据）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社会学家Heejung Chung指出，只有当男性与女性平分抚养义务和家庭杂务，这种“母性惩罚”（motherhood penalty）才有可能被解除。

对此，Sarah Fischer无奈地说：“女人一旦选择成为母亲，就被逼进了一个单一的‘母亲角色’，而父亲们仍然是银行家、木匠、医生。”

Sarah为了发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的书出版后，周围孩子的母亲们不再跟她讲话，甚至在她送女儿去生日派对的时候也不会和她打招呼（“我身边三分之一的父母都对我恨之入骨。”）。同时，网络上的辱骂和威胁也源源不断地涌入Sarah的信箱，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她甚至为此考虑过移民。

但也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母亲写邮件向Sarah道谢，告诉她，她的书让她们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

长久以来，社会对“母亲”这一角色的全方位、无孔不入地神化，无非是对“主流抚养模式实际上是对女性的剥削和压榨”这一事实的粉饰。

不信？

生育对母体不可逆转的伤害——身体剥削；

没有或极少的陪产假津贴，阻碍父亲尽到陪产、抚养等责任，迫使企业支付聘请女性“自带”的亏损，进一步拉大职场性别薪酬差——事业剥削；

媒体刻意造神，鼓吹母性“伟大”、打造并宣传“超人妈妈”等人设，迫使女性牺牲更多时间精力，放弃爱好、友谊、职业等去满足对母亲这一角色不切实际的要求（同时默许父亲不必如此，甚至换张尿布发朋友圈、办公室摆张全家福就叫“好爸爸”）——人格剥削。

我并非想煽动什么恐育情绪，但不加思考的生育，就是繁殖。闭口不谈生育所带来的伤害、成为母亲所带来的牺牲，张嘴就劝女性生生生的，恕我直言，都是坏蛆。

直面舆论压力发声的悔育妈妈们很勇敢，但如果当初，有人告诉她们：“你有选择。” 或者：“你再想想。” 那么，她们本无必要承担如此沉重的勇气。

看到这里的女孩子，希望你在未来选择生育这条路之前，停住脚步想一想：

1）（即使在有伴侣的情况下）我是否有独立妥善抚养这个孩子的经济能力以及情感能力？

2）如果我希望和伴侣一起抚养孩子，伴侣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

3）伴侣是否觉得“女人多带孩子”是应该的？

4）我是否准备好在事业、社交、个人自由时间、与伴侣的亲密关系等等方面作出相应的牺牲，并最大程度地控制自己不把这些牺牲所带来的怨气转嫁到孩子身上？

▲ 电影《告白》

5）我是否准备好给予这个孩子爱、尊重、理解与自由，不以我的意志来控制ta，不要求ta回报，生下ta也非出于某种功利性目的？

▲ 电影《处女之死》

如果问题3）的答案为“是”，或者其他任何一条为“否”，那很可能现在的你并不适合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