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下午，主持人王雪纯与作家毕飞宇就毕飞宇的新书《小说课》在京举办了分享会。

正如书名《小说课》，这些文章是毕飞宇关于小说阅读与小说写作的思索。“我们写小说的时候，渴望通过小说把生活的秘密找到，解开生活的壳给大家看，但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到这个秘密，但是我们还是要找。”毕飞宇说。

分享会中，毕飞宇根据自己的阅读与写作经验，对于小说写作提了很多见解，同时他也谈及写作者的直觉、想象力等天赋在写作中的作用：“第一，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对你小说人物的把握，他的性格生成和走向得有直觉。第二，在小说运行的过程当中，在小说里头这些人物有时候像波涛汹涌河面上的气球，一会儿冒出来，一会儿沉下去，你得知道如何把控它。这种多方面的直觉，我不认为它是可以教的。包括想象力，从此到彼，从A到甲，从C到丁，老师可以教你怎么联想，但是这个能力很可能在有天赋的人那里，一秒钟的时间都不需要，他趴地上就蹦出来了。”毕飞宇说。

毕飞宇

写作时，“我的书房像军官作战室”

“《红楼梦》描写‘色’，也就是‘世相’的真正开篇应当从第六回开始算起，也就是从《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开始算起……对小说而言，‘白玉为堂金作马’是句空话，曹雪芹的责任就在于，他把‘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解释权悄悄交给了‘贱人’刘姥姥。……在被‘挺胸叠肚’的几个门卫戏耍了之后，她只好绕到后街上的后门口……第六回是这样终结的：‘刘姥姥感激不尽，仍从后门去了。’好作家是这么干活的，他的记忆力永远都是这么清晰，从来都不会遗忘这个‘后门’。”（毕飞宇《小说课》）

毕飞宇强调了记忆力的重要性：“好记性是必须的，即便是写一个长篇小说，能把一年到两年时间里面，要把自己长篇小说里面哪个人是什么样的状况记住。之前就有小说家出过大事，大家都知道姚雪垠的《李自成》，在第四卷里面，那个人已经死了，到后面几卷，那个人又在热情洋溢地说话，这是很吓人的。”

毕飞宇也谈到他所用到的辅助记忆的方法：“我曾经有过戏言，我的书房没有那么儒雅，我的书房更像一个军官的作战室，一个人物出现了，估计是多大年纪，是一个什么职业。人物出现以后，我就用一个记事贴写下来，往墙上一贴，然后再写，再往墙上贴，等一个小说写完之后，那个墙很壮观。”“贴的时候是有顺序的，从左边往右贴，第一行粘完再粘第二行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因为我40岁之前不干这个事，40岁之前几十万字的东西，无论多么复杂，脑子里面清清楚楚，年纪大了，怕出错，我早就这么干了。”毕飞宇说。

“我不在书房写作，我在餐厅里面写作，我在吃饭的地方写作。吃饭的时候把书呀、笔记本呀往里面推一推，就在那吃饭；吃完饭以后，把碗筷拿走，我写高兴了夹一个咸菜放在嘴里，之后再接着写。”“我读书相对来讲也是比较讲究的，尤其是自己喜欢的书，前两天我还跟朋友说，首先我不太赞成在手机上看小说。读书最要紧的事是手上要有笔，该划的地方划下来，该在旁边写几个字的地方必须要注视一下，以及高兴的时候自己会做一点笔记。”毕飞宇说。

《小说课》书封

形容词是危险的

“‘此物故非西产’（出自蒲松龄《促织》）这句话非常妙，经常有人问好的小说语言是怎样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好的小说语言有时候和语言的修辞无关，它就是大白话。好的小说语言就这样：有它，你不一定觉得它有多美妙，没有它，天立即就塌下来了。只有出色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语言。”（毕飞宇《小说课》）

“形容词是危险的，我在2003年还是2004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有关莫言的文章，我谈到：小说里面最要紧的词是名词，莫言的小说里面名词特别多，所以他的小说里有很大的信息量；而形容词是很糟糕的，因为形容词非常主观。你从文学的类别上来分，浪漫主义小说是最喜欢用形容词的，这不是一个好习惯。”毕飞宇说。

毕飞宇打了一个比方：“比如写一个姑娘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坏人，我们特别不希望在小说里出现这样的语言：‘她的脸上出现非常狡猾的微笑。’这是最糟糕的小说语言，为什么？你凭什么说这个小说人物脸上的笑容是狡猾的、是狡诈的？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了配合对方我要做一个狡猾的表情给你看，没有这样的傻瓜。所以对于作家来讲，即使你已经判断，你描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你也不能那样说。”

“所以好人和坏人的小说是天底下最糟糕的小说，为什么？它幼稚，它过早地替读者把结论放在里面，两章还没有过去，这是什么人，你已经替读者做结论，谁还需要你这个作家去写呢？所以对作家来讲，呈现永远是最重要的。”毕飞宇说。

“作家跟小说中的人物如何相处，首先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一条，就是他的性格。这个跟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际关系都不一样，作家面对人物的时候，当你确定这个人差不多是那样一个性格状态的时候，你对他不能有任何干预，他很可能呈现出你无法想象的状态来，一定得让他自己走，你老老实实地把他在你脑海里面发生出来的状况记录下来，干预的越多，越爱不释手，这个我在漫长的写作生涯里面体会最多。我们在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写小说特别容易出面干预，扭着小说里面人物的性格来。”毕飞宇说。

“一个并不可爱的人，写着写着，你爱了；一个你非常爱的人，写着写着，你不爱了。这有什么道理可讲么？最极端的例子大概要算曹雪芹和林黛玉了。曹雪芹几乎从来没把林黛玉‘往好处写’，从头到尾，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黛玉的‘不是’，一个标准的、有心理暗疾和行为缺陷的问题少年。但要命的是，曹雪芹越写越爱她；读者越读越爱她，一边爱一边数落她的不是——你就不能改改么？你要是改了，你又何至于这样呢？我敢打赌，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林黛玉。黛玉太叫人伤心了。”毕飞宇在《小说课》中写到。

“我的风格是从妥协来的”

茨维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翻译的：‘你，和我素昧平生的你。’……不管这个男人还认不认识这个女人，他们之间不可能说‘素昧平生’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你）见过很多次、却已不再认识（我）’”

“美国有一个翻译家叫葛浩文，莫言的英文书都是他翻的。在香港的时候他跟我聊天，讲翻译莫言的心得体会，他说，‘我翻译莫言的小说跟翻译别人的小说很不一样，莫言小说的语言特别荒凉恣肆，一排一排的冲过来，我会做一些特殊的处理。’他举例，莫言写：‘他和她之间发生了风花雪月的故事’，葛浩文说：‘我没有把它翻译成风花雪月的故事，我翻译的是：他和她之间发生了一个故事。风。花。雪。月。美国人一看，这个语言多棒啊！’”毕飞宇说。

“我觉得做翻译的人把自己当成火车司机就傻了，火车司机只能控制车的速度，你不能左右它的方向。可是如果你开了一辆汽车，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可以左拐右拐、加速和刹车，他是有一些余地的。千万别以为你翻译的那个作家，你把他的语言风格吃得透透的，完全按照那个方式去做就是好的。”毕飞宇说。

“我跟南京大学的教授许钧聊天，我说：虽然我也知道罗曼·罗兰不能算最顶级的大师，但是他的语言很有特点。许钧告诉我：那不是罗曼·罗兰的风格，中国的读者读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篇小说的语言风格是傅雷的。在许许多多时候，一个好的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完全呈现自己的语言风格，一个小说读者，根本不管这个风格是原著的还是译者的，读者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翻译的文字好吃，这个好吃的文字是你做给我吃的，还是你生意忙不过来到隔壁店里买给我的，我都不管，吃好了算我的。”毕飞宇说。

毕飞宇也谈到自己写作风格的由来：“任何阅读都不能左右我的风格。我的风格是从妥协来的——向自己妥协，向自己的内心妥协。我可以肯定的讲，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语言风格是从别人那学来的，看托尔斯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看雨果，看博尔赫斯，我找到一种风格，这是我所喜欢的，然后我开始写。写着写着我就觉得不对，我的幸福感丧失了，我的快乐丧失了，因为我用人家的语气写自己的东西。后来长大以后我慢慢明白，我得让自己开心，我得哄自己，如何让自己开心，如何才能哄着自己？向自己妥协，向自己最擅长、最愿意的方式妥协，妥协到最后就是我的风格。”（文/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