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岁的周有光，去世了。他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到今天，我们能方便地使用汉语，接入国际，很大功劳要归于他。他被认为是当代难得的智者、仁者和勇者。

有点意外的是：我们抱着沉痛的心情去找周有光先生身边的朋友们聊天，回忆老人的生平，到最后大家都感到宽慰。

周有光

每日人物/ ID：meirirenwu

文/ 杨宙编辑/ 金赫

这不是一场伤心的离别。

2017年1月14日3时30分，著名语言学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研究员周有光，在北京家中逝世。此前一天，是他112岁生日。

生命最后的视频里，他逐渐消瘦，腰背弯曲。他嗜睡，蜷缩一团，像兀自住进了隐形的贝壳里，做着冬眠的梦。

过往一生，他踉跄却幸运地跑过了历史的更迭。生于1906，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经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他被笑称“四朝元老”。

孙女上小学时曾笑他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0。”

怎么会亏了。他的一生活了别人的几辈子：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85岁后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全球公民。

是的，一本波澜壮阔的历史书翻完了，并不是一场伤心的告别。

“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

周有光离开的这天早上，外甥女张马力不知道舅舅已经在凌晨去世。只是在舅舅112岁寿诞座谈会上，她不太乐观地表达：最近的情况不是很好。

前一天是周有光的生日。他的朋友、历史学教授葛剑雄从白天等到黑夜，迟迟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微博上发表生日祝福。

三天前他在北京，本想去周有光家中拜访。电话一打，无人接听，他意识到应该在医院里。度过了13号一整天，葛剑雄没有收到其他消息，终于在微博上安心地发表祝福。

“一颗存在了整整111年的赤诚的心依然搏动。”

结果，第二天他才意识到，前几天没见上面，是他们最后的错过。下一条出现的微博，他引用弘一法师临终时的碣语：“悲欣交集！”

图片摘自葛剑雄的微博

50天前，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美系主任张森根还见了周有光。他把新出版的《穿越世纪之光——周有光画传》交给他审阅。看打印稿时，短短四五百字，他看了五分钟。高兴时，他翘起大拇指，不时鼓掌；不高兴时，他连声说荒唐。

只是那次要告别时，周有光双眼看着他，双手合十，不像往常一样挽留他了。“与我说话交流的气力都没了。”那次他们坐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到了1月14日，张森根在回京的路上，手机微信就响个不停，还有从美国打来的电话。

那成了他们最后的合影。

张马力这几天就注意到，家里人发来的照片，舅舅的眼睛里“一片空空茫然”。他在不久前就发高烧，白细胞超标，却在生日前一周坚持出院回家。

她不认为舅舅这样将一生画上句号。舅舅向上、顽强，每年看大量报刊杂志：中文、英文、日文。《纽约时报》、《朝日新闻》，学生们每周从香港寄来。

“一个在生活上已经划上句号的人，他还有心思每天看那么多报纸吗？”张马力不能理解。

我问葛剑雄：活了一个多世纪，老人还有什么困惑吗？

“以前在协和医院，他一醒来就问乌克兰事件怎么样了。”他在电话里回忆起来，感到宽慰地笑了。

或许连周有光自己也没有想到离别将至了。生命本神秘无解。

他那么乐观。有一年，比他小24岁的李泽厚来访，说他活到120岁没问题。

周有光天真地回应：“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

“今后经历什么都无所谓了”

他自述在动荡年代里经历过三次倾家荡产：家业被太平天国烧光，曾祖父投水自尽；抗战期间逃难，八年辗转，回来又是物是人非；文革时下放宁夏，归来“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

那时他就觉得：“今后经历什么都无所谓了。”

可纵观一路，周有光的每一步重要的选择都为后来的他保驾。如果49岁时，他没有到北京从事语言文字研究，而在上海继续经济学教研和银行业务，他逃不过两年后“反右”的劫运。

周恩来亲自抓汉语拼音工作，让他即使在宁夏“五七干校”下放，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待，并且保护了夫人张允和。此前的抗日战争，炸弹在身边爆炸，他被炸到了壕沟里。身旁的人都死了。

他也清晰地记得某些畸形的历史进程。一次他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车窗两边如白昼火光通明。那是大炼钢铁时期，树可以随便砍。长江两岸的树被铲光了。

他一路穿过动荡不安的奇异人生，走到了不可思议的112个年头。

回头看，周有光大约有过三次最悲痛的回忆。35岁时，女儿发烧，因医疗条件恶劣而告不治。他写下一首《祭坟》：摸一摸，这泥土还有微微一些温暖，听一听，这里面像有轻轻一声呻吟……

年轻时代的周有光

98岁时，妻子离世。110岁时，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子去世后，他胃部大出血，肺部感染，虚弱住院。烤鸭也不能随口吃了，每天吃营养液和鸡蛋羹。

但一从医院回到家，他又自信地告诉外甥女：风暴已经过去，我都好起来了。

看尽一个世纪的风雨，达观的人生哪里有什么风暴？

那一年在宁夏，周有光被分配管理白菜库。白菜晒了太阳容易坏，他自称总结出一套绕口令似的“白菜原理”： 反正坏的先吃，好的后吃，后吃又坏了，所以白菜从头到尾吃的都是坏的。

有那么一天，他们看见几万只大雁，像乌云一般笼罩在头顶，怪叫连天。大雁像在落雨，拉下一大片大便。人们狼狈不堪。周有光头顶着大草帽。在大雁的粪雨中，他觉得那是“一生当中遇到的最有趣味的事情”。

他乐观地看沧海变桑田。太平天国、救国会、抗日战争、民主运动、国共合作、太平洋战争、文字改革、“大跃进”、文革、尼克松访华、唐山大地震、改革开放……在后来的口述录音中，他轻描淡写地回忆。

到了111岁时，他说等于1岁。众人的包围下，他戴上寿星帽，围上红围巾。看蛋糕上插着“111”三根蜡烛，他只点燃一根。

眼睛花了，他去换上了人工晶体，对面邻居家的花儿都看得清了；耳朵不灵了，他安上助听器，来客人了先戴上；牙还有两颗，吃软的还成。

他说：世界变化这么大，个人哪能不变？

横跨几代人的朋友圈

我给他生前的好友，前社科院的张森根主任打电话时，他耳朵不灵，我在另一头冲着电话大声说话。后来我才发现，张森根也已经80岁了。

周有光的朋友圈，横跨了几代人。那些历史书籍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如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等救国七君子，沈从文、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师……他们在周有光的世界里出场、退场。

周有光夫妇和沈从文夫妇（左起：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如果不是这一次他突然不辞而别，又有谁会把他的朋友圈翻牌细数。

抗战前夜，他和邹韬奋在百乐门舞厅跳舞。他还去过徐志摩家参观，原来那普通的三层建筑里，一层是英式、二层是中式、三层是日式。

在美国时，老舍每个礼拜到他家吃饭，张允和做菜。老舍爱讲笑话，都是关于乌龟王八。让他别讲了，唱段戏吧，老舍还是唱了钓金龟。倘若后来老舍有周有光的幸运，或许笑话还能听到老，太平湖里将少一个冤魂。

那时的陈毅还是上海市市长，常常听周有光谈对上海经济建设的见解。后来成立中央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陈毅是主任，他是委员。

50年代初的某一天，周有光到剧院看戏，随身带着儿子从苏联拿回来的小望远镜。身旁的观众向它借用。后来发现，那人是溥仪。他开玩笑，早知道“皇帝”坐我旁边，我就把望远镜“贡”给他了。他大笑。

还在爱因斯坦那个年代里，周有光和他聊天。可惜不同行，两次都是随便聊聊。时间久了，他抛之脑后。外孙们对他说，这么大的人物，你怎么老不讲呢。他觉得“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也不屑于一提。

更不用说顾维钧、宋子文，那些他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们。他既是擦肩而过的演员，又是从容不迫的观众。最后剩下了他一人谢幕。

最后一次跨世纪的会晤是在去年。

正在住院的周有光得知杨绛也同住在协和医院，主动提议探望杨绛。杨绛讲究体面，让保姆婉拒。后来经人再三劝说，两人才最终完成“历史的会面”。

那些报道的文字里，相传周有光从杨绛的病房出来，坐着轮椅，面对着一扇窗户停留了很久。窗外是一条大街，车水马龙。

“要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

在这场和整个世界的漫长告别中，周有光从传统到了现代。历史让他越老越从容。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一段历史，而且见证的基本是全过程。”他曾说。

人生的下半场，推行拼音改革时，他曾被某个杂志骂，被斥为搞汉语拼音的洋奴。

反对拼音的人数量众多，态度激烈，“有5000年的文化，连几个字母都不会创造，还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1955年到1958年，周有光等人花了三年的时间研究出了一套拼音字母。他们被别人嘲笑：“26个字母搞了3年，你们太笨了！”他们又用了3年，把这套拼音方案变成国际标准。

他不争，从容。他说：“反对信佛而香火大盛。禁听邓丽君而邓丽君之风流行。简化汉字而繁体字复活。停止发行的小说一抢而空。传得最广的消息是小道消息。塞之而流，禁之而行，这也是文化运动的一种规律。”

汉语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周有光认为要加入到国际大家庭，就要让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外国语言文字方便往来。有了罗马字的拼写法，中国出版物的书名、人名，用汉语拼音写了之后，才能出现在外国的信息网络里。

85岁离开办公室后，他读历史、文化，关心国家、世界。他常说，看待事物的角度是要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

他每天固定读五种报刊。《China Daily》每天看，因为要知道中文与英文的对应说法。海外寄来的《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他也常翻，边看边用红笔勾勾划划，做满记号。

他依然用着那台日本公司送的打印机。每次放一张A4纸，用拼音打字。

葛剑雄是南方人，普通话不好，习惯了用五笔。100多岁的周有光向他大力地“安利”自家的拼音输入法，当场给他打下“姹紫嫣红”一词，说服他打下一个词组的方便度。

前几年，他还常常拿着打印好的新作或感兴趣的材料问葛剑雄：“你看看是不是有道理？”

“我能看到的材料太少，你大概已看过了。”他的座右铭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原来，生活就是一朵浪花”

在所有进场、退场的人群讲述里，我更喜欢他们家保姆小田之前的几段口述。在那些生活的柴盐酱醋里，是周有光与张允和两人坦荡又温柔的晚年。

那时保姆小田不太会做饭，张允和教着她做饭，教她写日记；周有光教她学英语。他们把她当孙女看待。

夫妻二人常常晚上一起吃东西，喝牛奶，谈天。上午下午各一杯红茶，互相碰杯。

周有光曾将他与张允和的感情形容为“流水式的恋爱”。两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将近70年。

周有光与妻子张允和

周有光的世界，最后归落在了书房里那张掉漆的老式书桌上。桌上布满了杯印。

他曾总结过人生：原来，生活就是一朵浪花。

李泽厚对他说，人老了换房子不好。他调侃地回复道：我说我不在乎破房子，我人都破了。

面对死亡，周有光坦然：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挡不过的。

早些年，他家的窗外有一棵泡桐树。二十年前还是棵普通的小树。后来不做截枝整修，任其生长，长大到对面的楼房处，不得不砍伐。

百岁老人还记得那时抬头望天，那棵树不像一棵树。它像一处平广的林木村落，自成天地。鸟群在林木上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