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舟（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无论哪里的人，都觉得本国的教育有问题；但中国的父母大概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常常自视为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却极少有人承认自己也从中受益——有时甚至看起来很奇怪的是，往往是那些通过考试地狱成功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更为痛恨这套教育体制。

这可能是理解眼下诸多围绕着“读经”等诸多教育怪象的重点所在。尽管从现在披露出来的内情来看，很多孩子对于长年累月在深山里读经感到苦不堪言，然而孩子的兴趣，从一开始就不是这些家长送他们去读经时所在意的重点——他们哪里是因为孩子自己喜欢读经才顺势而为？他们甚至也未必清楚那些经典究竟怎样，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那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现行教育体制的另类成才之路。

随着近来“纯读经”班少年的成长故事渐渐浮出水面，借用《新京报》一篇重磅报道的副标题来说，这条路正被视为“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和十年前读经热进入高潮时的状况相反，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怀疑，这种新的教育模式能否让孩子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遑论造就“天才”和“圣贤”，那说不定只是打着国学幌子圈钱的另一种成功学或鸡汤。

盲目推崇国学，与一听到国学就斥之为“江湖骗子”，其实是一体两面，正表明当下的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经典已然割裂，缺乏真正的了解认识。将国学经典偶像化的这群人，正是先前将之鄙弃的同一群人，这中间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从未真正懂得经典。

一是“看不懂，所以不堪卒读，无价值”，一是“看不懂，所以是经典”，这两种相反态度的转化，比我们大多数人想像的要自然顺利得多了。在深山老林里隔绝现代社会的影响而“全日制读经”，乍看起来像是“重返经典之源”，但实质上却是一种“传统的发明”：这样的教育方式从未在古代真正践行过，更不会是孔子所赞同的教育理念。

据《论语·先进》所记，在听取门下弟子各言其志时，孔子并不赞赏有志于治国安邦的子路等人，倒是最倾向于悠游从容的曾点。儒家最重视“人文化成”，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与教育是从容涵养而成的。

当下读经教育那种完全不加讲解、包本死记硬背经典的方式，无疑违背了孔子的教导，他在《论语·为政》篇中曾说“学而不思则罔”：一味读书而不思考的方式只会让孩子感到迷茫，这正是许多读经少年的现状。

且不说没有哪位大师靠这样的方式育成，就算能熟背经典也并不表明什么——2012年台南孔庙举行读经大会，结果在1341名报考者中胜出的榜首，却是患有中度智障的郑湘薇，她在一小时内完整地背完48段经文。这至少证明机械记忆能力和智商并不是一回事。

不过这些，可能也并不是那些读经少年的家长所真正关切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己对儒家经典一知半解，对读经教育的了解也仅限于“学堂里不仅教知识，也教做人”，而最关键的是“不想让孩子被应试教育耽搁了”。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你究竟愿意相信谁”了，由于现行教育体制内题海战术的弊端似乎如此明显，有些家长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是没什么好犹豫的。

由于许多读经少年深受其苦，网上的社会评论多激烈抨击“家长没文化，会有多可怕”。然而，平心而论，这些家长中的许多人说不定倒多是相当有文化的。能坚定认同读经一途的家长，多是出于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深刻不满，这类圣贤教育也未必便宜，因而能下决心、并有财力供孩子去读经的，恐怕有不少是受过良好教育且收入不低的家庭。

真正没文化的家长，像我小时候在乡下同学的父母，那是根本不关心孩子教育的，连自己孩子是否期中考试了都稀里糊涂——既然连学习成绩都不在乎，哪里还会去考虑“教育体制好不好”的问题。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送孩子去接受圣贤教育，与送孩子去国外读书，从心理上来说并无本质差别：都是试图避开国内现行教育体制，为此不惜让孩子在远离父母的陌生环境中接受一套全新的教育，而其本意都是“为孩子找一条更好的出路”。

他们当然不是为了坑孩子，恰恰相反，那是出于对孩子强烈负责的想法才这么做的。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有潜力，那就愈加不想“在应试教育的体系里浪费时间”。

就我自己中学时的经历来看，越是父母自身受过良好教育的城镇家庭，对子女教育问题的干涉意向越强烈；在高考填志愿时，农村同学的家长差不多是以一贯“完全放养”的态度来让他们自己决定，但城镇同学的家长却孜孜不倦地为孩子出谋划策哪个院校或专业更好，甚至相信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更为正确。

要为孩子选择一条不同常规的成才道路，那需要迥异常人的决心，有时甚至是某种专断的自信。可以说，每个这样的家长，都多少有些固执的理想主义和“我都是为你好”的家长心态。

让孩子离开学校去全日制读经，这本身意味着父母在为孩子做出这一决定时，对学校教育持有完全负面的评价——这并不能怪这些家长，因为对现存教育体制的深刻不满，几乎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只不过不满是一回事，能否作出如此激进的决定，则又是另一回事。

如今那些比上一代受过更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家长，基于自己对当下学校教育的反感和对孩子教育问题更深的关切，加上当下的确出现了体制教育之外的其他选择，于是便造成了一种全新的局面：

一方面，家长那种望子成龙的焦虑感事实上更强了，由此更深地卷入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中去，有些人便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不听取孩子意见的专制家长，因为他们深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对的；而另一面，这些应运而生的“其他选择”还不多，而且鱼龙混杂，虽然迫不及待地受到追捧，其事实效果如何却未能真正验证过。也正因为这种近乎真空的环境，才使一些家长近乎迷信地推崇读经教育。

如果是在台湾那样更为多元的环境中，王财贵“文礼学院”的“老实大量读经”也未曾被渲染到那样的程度。事实上，这些年来在台湾支持读经运动最力的组织，是曾与扶乩降神联系在一起的一贯道，而它在大陆早因其历史劣迹而被取缔。

迫切的需求催生了市场，此时，对一些自身并不了解内情的家长而言，“读经”就像“留学”一样，是简便可行的路径，是缓解其望子成龙焦虑感的万灵丹。这说到底是一种试图抄近路的偷懒想法：认为只要把孩子送到那个特定的去处，他们就自然会经历一番熏陶而塑造成大才，乃至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