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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的走红与媒体浮躁症
 媒体:造星运动的背后

2005年11月8日我在《新京报》上发表《非主流相声的剧场化生存》时,可能是国内主流平面媒体第一次正式地向大众推介郭德纲,而在此之前评论与介绍他的文字寥寥无几。
  此后《新京报》连续刊登了十多篇有关相声的评论文章,焦点大都集中在相声重回剧场以及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身上,也掀起了主流媒体关于相声大讨论的初潮。
  我和北京相声大赛媒体团当时去天桥乐茶园与郭德纲和郭迷们交流时,大家对如何推广他的相声还很悲观,但只用两个月的时间,郭德纲就迅速窜红,这其中当然与他多年的积累和个人魅力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但不可忽视的是媒体以一传万的力量。
  媒体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我也看到媒体的浮躁,比如有许多媒体记者其实并未身临现场,写出来的文章大部分都是东抄西抄,而且所罗列的一些现象和数据也越来越夸大。与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和热炒相比,真正独立冷静的评论、高水准的深入分析并不多,也许是懂相声的人已经太少了。停留在这种“造星”运动层面的媒体宣传,于相声的整体发展而言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相反可能会透支观众的热情。
  我们看到过太多红极一时的明星转为默默无闻,也看到许多人在出名之后的变化,当然不希望郭德纲在这种爆炒面前迷失或重蹈前人的覆辙,更不希望相声被炒作成一种时尚符号,三五个月之后便被遗弃。

评论:深人才有深度

这一轮相声热潮当中,大部分媒体都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腔调,缺少独立的判断和鉴赏能力。而一些相声论坛上的发言则真诚与犀利得多,比如对一些内容与表演的探讨,对表演者不同风格与传承的比较等等,大部分媒体在这方面却显得准备不足,只是忙于一声高过一声地宣传一个现象。
  事实上,除了郭德纲,德云社其他一些相声演员也有独特的魅力,比如有个叫何云金的,我非常喜欢他,他身上有郭德纲都无法比拟的喜剧表演天分,面部肌肉的运用能力非常强,形体也很棒,假以时日打磨,他或许会是卓别林式的演员,但媒体鲜有人提及。还有天津的一些相声团体当中也有许多不错的演员和独特的段子。
  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媒体和评论界也没有深入地探讨。郭德纲的系列相声当中还存在不少的创作缺憾,比如结构较为松散,不少内容在不同的段子当中反复出现,一些唱的部分与说的部分融合不够紧密等等。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其实广泛探讨会更有利于相声的进步,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在这样的评论环境下,观众和表演者都很难上层次。

郭德纲:不能承受之重

现在有人把整个相声界的希望都寄托在郭德纲身上,我不反对这种寄托,但并不相信这种寄托能够实现。道理很简单,“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偌大一个相声界,一个人再红,也不可能满足众多群体的要求。听说现在已经有人愿意出一两万元请郭德纲讲25分钟,但就算他一天讲24小时,又有多少人能听到呢?相声是现场和普通大众的艺术,需要很多很多人像他和德云社的伙伴一样,日复一日、寒来暑往地坚持在剧场当中与观众共同相处,那样的供给与需求才不至于失衡,才不至于因为需求远过于供给而导致票价奇高或一票难求,如果长期那样相声又会慢慢地脱离大众和缺乏给养。
  从艺术生产的规律来看,要有足够多的生物种群出现才能导致基因的突变和进化,花红一枝,终究难逃其衰。所以相声的春天其实远没有到来,从整体的创作到表演的水平、参与者的用功程度和大众的熟悉程度,都不尽如人意。最近央视春晚相声大腕们集体下课,更说明这条羊肠小道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如果没有一百个、一千个小郭德纲出现,没有新人替代旧人和超越旧人,相声早晚还是一个死。

相声:仍需要救亡图存

近日闻听相声界的当家人准备为相声盖一所博物馆,心里有些说不出的矛盾。一种从撂地摊开始起家的艺术形式,能够登堂入室地进入博物馆,当然是业界的幸事。
  然而如果相声从此就真的进入了博物馆,而不再与人们生活在一起,就真是更大的悲哀了。其实所有的艺术,都应当是鲜活的,那才是有生命力的表现。如果不能与时代共呼吸共存在,而只能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与缅怀,这种艺术可能精神和历史犹在,但现实的生命却已经终结了。
  相声走到今天其实已经到了救亡图存的时候了,要救它不是做成标本泡在福尔马林液里,而是有更多的人说相声,更多的人听相声,有更多这样的场所和这样的机会。所以与其盖相声博物馆,不如盖一百个相声茶园,让老百姓能够听得起、听得到,让一般的相声艺人都能有一个表现的平台,同时不至于太为生计犯愁。正如现在许多世界遗产保护项目都要求必须保持一种“活着”的状态,不能是一座空城或是一个标本,所以真要保护相声,就必须在“活”这上面想办法,而不是一味地挂匾立牌坊。
  (于秀娟摘自2006年1月26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