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是gongchandang人刘伯坚被捕后，在狱中写下的革命诗篇——《带镣行》，表达了对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赤胆忠心。

刘伯坚早年留学国外，1931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曾参与领导宁都起义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赣南长征，刘伯坚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积极组织留守部队，在于都河多处架桥，为主力部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护送中央红军主力渡河长征。1934年11月，宁都、瑞金、于都、会昌先后失守。1935年2月，刘伯坚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等，率领赣南省委机关和部队开始向油山突围。

  3月4日，刘伯坚在突围时负伤被俘。因国民党政府对他定了5万银元的赏格，并将照片发到各“围剿”部队，他马上被认出，被押送到国民党粤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

  敌团长李振久闻刘伯坚的大名，惋惜刘伯坚的才华，曾劝刘伯坚顺应潮流，“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只要刘伯坚暂时办个脱离gongchandangde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不必去为共产主义犯这么大的危险，作“无谓的牺牲”。

  刘伯坚大义凛然地向敌团长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革命形势和一个gongchandang人的胸怀。他说：“我干革命就是顺应潮流，要干革命就得犯危险。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这个粤军团长后来感慨地对人说：“刘伯坚这个人，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gongchandang员’！”

  刘伯坚的一些亲属得知消息后，想找过去与他有交情的国民党西北系的要人冯玉祥、于右任等营救。刘伯坚去信坚决反对，说自己与他们感情虽好，却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如果去求他们说情，便是“丧失革命者的人格”。

  在狱中，刘伯坚受尽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解放时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中有当时的审讯记录，刘伯坚的铿锵壮语跃然纸上。敌人问：“你为什么加入gongchandang？”刘伯坚答：“我看你们国民党毫无治国救民的办法，故加入gongchandang，致力于土地革命。”敌人又问：“你们gongchandang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伯坚答：“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敌人为炫耀胜利，故意押着负伤戴镣的刘伯坚，在大余县最繁华的青菜街游街示众。他气宇轩昂，使路旁的人们敬佩不已。回到狱中，刘伯坚写下了慷慨激昂的《带镣行》，并写了几封充满感情的家书。他在给兄嫂的信中写道：“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临刑前一刻，刘伯坚给妻子王叔振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chengren，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因为刘伯坚的三个儿子叫刘豹生、刘虎生、刘熊生，他嘱咐爱人把三个孩子抚养chengren，继续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充分表达了一个gongchandang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催人泪下的家国情怀。然而，刘伯坚并不知道，在他写这封信之前，对党和革命无限忠诚的妻子已先他一步在闽西游击区光荣牺牲了。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县金莲山英勇就义，时年40岁。(根据赣州市委党史办提供相关素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