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明确了五大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领域改革的方向，制定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具体措施。这是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将数据作为全新生产要素后，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再次在《意见》中明确，成为备受关注的内容。

 尤其是在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1. 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2. 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

3. 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

我认为，《意见》的发布将成为整个数据行业跃迁点，将带来我国经济发展非连续性繁荣的第二增长曲线，也将成为我国在当前全球新技术能力竞争中的胜负手。不仅是大数据产业，对云计算产业可以带来协同促进，对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产业更是带来不可估量的产业拉动。

一

 生产要素及其在人类生产发展进程中的演进

所谓生产要素，是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及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通常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各项内容，而且这些要素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劳动力、土地、资本三大要素由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所总结创立，相应形成了要素收益的“三位一体公式”，即“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并很快为世人所接受，称为“生产三要素”。

 劳动力是指人类在生产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土地不仅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土地，还包括地上和地下的一切自然资源；资本可以表示为实物形态和货币型态，实物形态又被称为投资品或资本品，如厂房，机器，动力燃料，原材料等等。

 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每当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力发展的贡献达到极致、潜力挖掘殆尽的时候，就会倒逼产生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从而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01 “劳动力”要素产生于远古时期

在远古茹毛饮血时期，人类主要以打猎和采摘为生， “劳动力”成为能够进行生产投入的唯一要素。受自然条件所限，通过打猎和采摘来即使倾尽全力也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对食物的需求，“劳动力”这个单一生产要素的贡献很快就走到了极限，必须谋求新的生产力增长点，于是“土地”这个新的生产要素就诞生了。

 02 “土地”要素产生于农耕时代

在农耕时代，人类基本处于依赖“劳动力”和“土地”两大生产要素。“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稳定的农业生产，为人类繁衍增长做出了贡献。对农业社会而言，“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极其重要，历次战争都以抢夺土地和人口为目标。但农业的产出一方面受到天时限制，耕地的限制（可耕地土地面积有限）；另一方面也受到劳动力限制（毕竟适龄劳动人口有限），于是“资本”要素出现了。

 03 “资本”要素产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

第一次工业革命（即18世纪中叶）后，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人类开始步入工业时代，体力劳动开始逐渐被机器所替代。此时的生产要素投入在土地和劳动力之外又增加了资本（主要指机器），人（劳动力）在工厂（工厂为资本，工厂所在地为土地）里操作机器（资本），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04 “技术”要素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

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械化生产的进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里的技术是指人类在实践基础上通过经验总结、科学研究和实验等方式创造和发明出来的可以直接地改进生产或改善生活的知识和技能。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技术作为生产要素正式确定下来。在我国，国务院于1984年审定并颁发了《技术转让条例》，提出了“加速技术成果商品化，开放技术市场是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随后的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确定了技术作为商品，可以进入流通领域。由此，技术市场、技术交易在中国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而技术要素也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05 “数据”要素产生于信息时代和数据时代

20世纪90年代，人类正式进入信息时代。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人们通过社交网络，电子商务政务平台及移动智能终端、传感器等途径采集处理的数据呈爆炸性增长。习总书记指出，“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数据已和其他要素一起融入经济价值创造过程之中，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广泛影响，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资源正在朝着生产要素的形态演进。

 当然，在新的时代，旧有生产三要素也在与时俱进：

首先是劳动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体力优势逐渐让位于智力优势，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要素则主要附着在高水平技术人员身上，以专利或Know-how形式应用生产中，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尤其是现在强调多种经济形式的并存发展，不断提高国民素质与教育水平，强调企业家在经济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都是为了将劳动力要素提升。

 其次是土地。工业时代对土地的应用进入了“多维”空间层面，可以通过地下空间、地上空间、海洋空间、太空空间多样的形式获取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扩大了“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投入总量。当前我国立志于海洋、太空大国也是基于“多维”发展空间获取的考量。

 第三是资本。与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缓慢增长和土地要素投入的有限开发不同，资本可以通过持续的扩大化再生产实现快速积累，理论上资本投入越多，产出就越大。无论是货币资本还是知识资本，最终都要通过有形产品、无形服务的产出来体现其价值。

如果按照生产要素对其他要素的影响效果以及对经济社会的贡献潜力，我们可以把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称为“基本要素”或“初（低）阶要素”；相比之下，由于技术和数据要素对其他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倍增作用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无限潜力，其可称为“高阶要素”。

 低阶要素之间是乘数关系，我们看到过往经济发展都是乘积的线性增长；而高阶要素与低阶要素是指数关系，可形成对低阶要素的指数级提升。

 例如“互联网”这一技术要素对于新经济带来的指数性增长的案例中，沃尔玛实现近5000亿美元销售额经历了55年时间，而淘宝GMV突破8000亿美元仅仅用了14年。

二

 释放数据生产要素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从上面所述生产要素在人类生产发展进程的演进，我们可以知道生产要素的形态随着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不断变迁。

数据生产要素属性的提升，关系着经济增长长期动力，关系着我国发展的未来。《意见》根据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时代性，明确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写入政策文件，是要充分发挥数据这一新型要素对其他要素效率的倍增作用，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使数据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数据时代的到来，让“数据驱动”成为新的全球大趋势。大数据颠覆性地改变经济形态、国际安全态势、国家治理和资源配置模式，引发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革。

 01 数据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驱动力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网络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与普及，社会信息化进程进入数据时代，海量数据的产生与流转成为常态。未来20年，全球50亿人将实现联网，“人人有终端、处处可上网、时时在链接”，这将使全球数据量呈几何式快速增长。预计在2020年，全球数据使用量将达到约40ZB(1ZB=10亿TB)，将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成为新的重要驱动力。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开放数据与共享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和商业价值，为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美国政府公开全球定位信息GPS，开放给民用和商业领域，推动了一系列以GPS信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产业，包括航空器导航，精确播种和各类LBS服务等，给美国每年总的经济规模贡献多达数十亿美元价值。

 02 数据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核心资产

数据时代，世界各国对数据的依赖快速上升，国家竞争焦点已经从资本、土地、人口、资源的争夺转向了对数据的争夺，国界不仅是物理上的，更具备网络空间国界特征，而对数据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争夺日趋激烈，“制数权”成为继“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之后的新制权。大数据使得强国与弱国的区分不再以经济绝对规模经济实力论英雄，也取决于一国数据能力的优劣。正如习总书记所讲：“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03 数据将改变国家治理架构和模式

数据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一场经济变革，更是一场国家治理的变革。大数据时代，单纯依靠政府管理和保护数据的做法会使政府在面对大规模而复杂的数据时应接不暇、不堪重负，而大数据可以通过对海量、动态、高增长、多元化、多样化数据的高速处理，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提高公共决策能力。另外，数据主权的提出也使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角色发生转变，使国家治理结构逐步实现从国家独大的治理结构转向多元共治，从封闭性治理结构转向开放性结构，从政府配置资源模式转向市场配置资源模式的转变

 04 数据安全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安全之一

当前，借助大数据革命，美国等发达国家全球数据监控能力升级，美国先后推出《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网络空间国际行动》等重要战略规划，确保自身在网络空间和数据空间的主导地位。数据安全的威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各种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重要机构所承载着的庞大数据信息，如由信息网络系统所控制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水、电力、交通、银行、金融、商业和军事等，都有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数据安全已经上升成为国家安全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三

 在我国，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优势明显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数据的创新发展，准确把握大融合、大变革的发展趋势，制订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发展的行动计划。《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为我国大数据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可以看作是大数据发展“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具有划时代的深远影响。

 我国目前已经具备建设数据强国的潜在优势：

 01 新基建能力优势

2018年中央经济会议提出了新基建的概念（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充电桩、城际交通），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通信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领先，全球5G专利中国阵营占比已达42%，2020年5G正式大规模商用。全球500个超强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中，32%来自中国，仅次于美国的37%。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也很快，在人脸识别，智能语音、智能出行、行业应用等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一些国家级的开放性创新平台正在加紧建设中。在新基建方面，我国有优势。

 02 巨量消费者、大规模产业基础、复杂应用场景的优势

数字经济需要规模优势，初始投资很大，但扩展用户规模的边际成本非常低。中国的巨量消费者能支撑多个巨型平台的存在，可以同时达到规模经济的效应和竞争效应，从而实现多样化，产品迭代非常迅速，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这也是BATJM崛起的原因。

 我国实体产业规模大，能够支持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产业互联网需要一个一个垂直领域做，如果产业规模不够大，平台的建设费用很高，服务用户不够多的话，就难以支撑专业化程度高的产业互联网平台。

我国有复杂的多元社会结构，任何一个细分场景都足以容纳更多的数据产业参与者。从一线核心城市到六线偏远小镇，民众、政府、组织的多样性给了数据以极大的用武之地。我国在任何一个数据平台上，不论消费者互联网平台、产业互联网平台还是电子政务平台，数据规模都是最大的，应用场景也是最复杂的，这也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更有利于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基于数据基础的新技术崛起。

03 价值观优势

我们国家向来具有服从大局的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等价值观，这些在疫情期间发挥的淋漓尽致。全国上下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有效的控制了疫情。在防疫过程中，不仅是政府部门，很多商业企业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完成了特殊的使命，这些远远超出了了商业公司的行为范围。另外我国民众相对于西方社会对于自由和隐私的权的理解和容忍，使得数据的融合元素更多，应用更加多样化。

这些优势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下尤为重要。在农业规模效率与世界领先国家有距离、在工业产业制高点与世界一流国家有差距、在贸易全球化链条受多种因素制约的时间点上，我国已经从信息时代走向数据时代，大数据、大数据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时代的发展深深地“镶嵌”在一起。

四

 加速培育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关键行动

除数据本身即拥有巨大的价值以外，数据要素还能够促进传统要素市场的数字化升级，从而推动产生叠加甚至倍增效应的创新价值，因此加快培育分类数据要素市场，是全面提升数据要素价值的关键所在。在《意见》中，明确提出了通过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等若干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基本路径。

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努力打破存在于政府部门之间、行业企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数据要素壁垒，破除和打通各种“数据孤岛”，推动实现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间的数据共享交换。通过国家及各级地区的大数据中心、各行业指导的条线大数据中心、各企事业单位基于业务需求的大数据中心三类主体得有效建设，完善数据获取、归集、治理、应用和服务的制度规范和合作机制，是实现数据资源高效流动并推动数据价值形成的必由之路。

我国已在网络消费、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接下来还需通过新一代信息通信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核心技术的加速突破和创新应用，进一步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以实现更多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创新发展，构建出更广阔行业领域规范化数据开发利用的新场景。

在数据资源的整合应用和价值发挥进程中，必然面临着数据权属和数据资源安全防护等方面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解决好数据资源的确权、开放、流通、交易等各环节中以及数据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审查、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强化数据整合服务和数据安全管理中的各类主体责任，对数据应用进行安全合规监管，是数据要素市场得以健全发展的坚实基础。

顺应《意见》的发布与实施，我国将数据作为新的战略性生产要素释放出来，未来不断建立起基于市场配置的数据确权、定价、流转机制，建立起多元参与的协同创新联盟、产学研合作集成研发能力，激励大数据资源进行创新创业，必将在我国原有增长逻辑曲线之外，跃迁到一个新的增长曲线，带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增长。

五

 我的三个预见

综上，随着《意见》中数据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确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国家“新基建”（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充电桩、城际交通）的蓬勃发展，以及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等社会活动的在线需求，催生的出的新业务和新业态，这些在疫情后也必将得到巩固和发展。可以预见到数据作为战略性生产资源将催生以下几个业态和模式的发展：

01 城市超级APP

《意见》 中明确要求“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将出现基于城市服务为抓手的智慧城市的统一入口，“城市超级APP ”将融合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和第三方商业服务，实现城市级跨平台的用户互通、数据互通、服务互通、资讯互通，以打通G（政府）B（企业）C（市民）三方体系，构建“便民（为市民服务）、强企（为企业服务）优政（为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城市运营”体系，可支持市民关心的交通、教育、商务、医疗、旅游、养老等各领域服务整合，支持城市政府内部各委办局、城市各行业互联互通。例如上海市作为特大型国际化大都市，正在全力推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的数据化城市能力，同时也能看到南京等多个城市积极探索的疫情后促进消费的“电子市民券”。

02 数据服务运营商

正如美国政府公开来自政府卫星和地面气象站的数据直接推动了美国气象信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包括气象预报、商用农业咨询服务，以及新的保险服务等。

《意见》中“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同样将催生我国“数据服务运营商”的发展，并且将会更为深远，“数据”将象“水、电、气、网”一样，成为企业及民众不可或缺的服务产品。

针对“数据”有效运营的主体或将在未来成立，考虑到数据的隐私性质及地域性，更有可能的是各个城市以国企或央企承担这样的“数据运营服务”，成为城市新动能。

03 数据+产业互联网

过去20年，是以“BAT”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相对于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的数据采集方式更加多样、数据信息和模式更加复杂、数据规模更加巨大、对带宽和时延的要求更加苛刻等等，这些制约了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意见》中明确要求“提升社会资源价值”，“推动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车联网、物联网等领域数据采集标准化”。随着“新基建”的大规模推进落地，制约产业互联网发展的障碍都将被清除。谁拥有了产业数据，进一步通过产业需求整合产业能力，谁就有可能将带来新的产业经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