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经常穿一件绿色闹裆裤，趿着蓝色人字拖，吊儿郎当地在我们老湾乡唯一的十字路口晃荡，偶尔也跑到柴民小学操场上，奋不顾身地抢个篮板球，远远地看到拐子哥刘松文走过来，骄傲地交到他手上，说：“你郎来投！”

1.

我对老湾乡的记忆，大多是苦涩的。如果一定要说出甜蜜的日子，我能想到的只有和二姐一起到大同三湾村剐甘蔗的情景。那些年，我们村里人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每到红薯、甘蔗丰收的季节，便有人组织队伍到十多公里外的三湾村去帮人打零工。小小瘦瘦的我夹杂在浩浩荡荡的队伍里，看上去很滑稽，但我并不是去剐甘蔗的，我是给二姐作伴的，顺便在田间地头吃上一顿猛的。

那年我十一岁，读小学四年级。当时家里光景不好，吃穿都成问题，更糟糕的是家里大人天天吵得鸡犬不宁。很多个傍晚我放学回家，都能看到锅碗瓢盆砸得稀巴烂的场景。我完全没有心思上学了，只希望星期天快点到来，这样我就可以跟着二姐到遥远的三湾村混一天。那里有一大片农场，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打在我脸上，秋天的柔风吹来麻雀的欢叫，人们眼里闪烁着丰收的喜悦，我便暂时忘却了少年的忧伤。

剐甘蔗就是将繁茂的枝叶用镰刀削掉，以便清洗后送进糖厂。每根甘蔗都要从“巅子”往“督子”方向剐，一不小心就会被甘蔗枝节处的倒刺棘伤，我就亲眼看见二姐一边剐甘蔗，一边从帆布手套里流出殷红的血，真让人揪心。

晚霞将要落下去的时候，二姐将剐得顺溜的甘蔗绑好，农场主便从每一捆里抽出一根作为酬劳。二姐手脚麻利，一天剐了四十多捆，于是我们得到了四十多根甘蔗。天啊，四十多根又肥又壮的甘蔗，你知道有多重吗？二姐将甘蔗均匀地分成两捆，用扁担上的绳索系好，然后蹬下马步，将扁担平放在肩上，喊一声“咿呀”，扁担便起来了。她先是晃荡了几步，又站定下来，像是调整好了气息和方位，这才步履蹒跚地向渡口走去。

渡口离甘蔗林有七八里地，只要我们能在天黑前赶到渡口，就能搭上村里派来拉货的手扶拖拉机。但十四岁的二姐挑着一百多斤甘蔗，实在走不快。当我们赶上最后一趟轮渡时，天早已黑了，别说拖拉机，鬼影子也见不到一个。

二姐不停地说完了完了，难不成我们要在河边过夜？幸好一个打着手电筒的老人经过，他问我们哪里人，我报出了爷爷的名字，他马上说是老湾歇家咀卖竹货的，于是二话没说，便从家里推出一辆破旧单车，绑上两捆甘蔗，一直将我们送到回乡的路口。

后来二姐还去三湾村挖过几年红薯，每天都能背一袋红薯回家。红薯比米饭好吃，米不够吃的时候，二姐就把最好的“红心苕”放在锅里和米一起煮，不晓得有几香。但我再没去过三湾村，有二姐外出刨吃的，我又何必自讨辛苦呢？所以，我能想起的甜蜜生活，也仅有那天我躺在甘蔗地里嚼了一天甘蔗，站起来时已像个孕妇，于是我爬到甘蔗堆上，对着正午的太阳，撒了一泡又高又远的尿。

2.

其实在我的童年，也不是没干过惊人的事情。在我八岁的时候，便鼓动我的两个堂兄金鹏和德林，干了一件轰动我们老湾乡的大事。

那天我确实很无聊，拿了一把鱼叉到坑边捣蛤蟆，走到了村支书王义成家后院的井口边，突然想起村支书欺负过我爹，于是气不打一处来，唆使金鹏和德林，要替我爹，也就是他们的大叔和伯父报仇。他们起先有些犹豫，我骂他们胆小鬼，他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活跃起来，于是跟着我到叶德成家的茅坑里找了一把粪瓢，一人舀一瓢粪，哗啦啦地倒进了村支书家的井口里。

我们制定好攻守同盟，便以为人不知鬼不觉了，但很快就有人过来打水吃，发现打上来的井水里有奇怪的漂浮物，那人以为是腐败的树叶，用手拈起来，还拿到鼻子上闻了闻，感觉气味不对，定睛一看原来是金黄的大便，便哇地一声鬼叫起来。

“不得了啦，有人拉屎到井里啦。”

那人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兴奋。他一边叫喊，一边招手请村邻们过来看屎。这寂静的乡村沉默得太久啦，好不容易出了一件新鲜事，这下可把他们乐坏了。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我混迹在人群中，一边扭着杰克逊的屁股，一边哼着邓丽君的情歌，想着自己干出的大事，心里激动得恨不得自己举报自己。这时一个大人突然冲过来揪住我：“你小子跑不了啦，说，是不是你？”人们把眼光集体投向我，我一下子慌了神，正想挣脱，又一个大人冲过来揪住我：“就是这家伙，他爹和义成书记有天大的仇恨。”

我不得不佩服村邻们的智慧，不到半小时，我就被他们“掐”出来了。他们没有人证物证，但他们会掐算，这简直太吓人了。

这样一来，村支书和我爹的仇恨就更深了，我爹也因此受到了村支书更多打压。村支书逢人便说：“立高屋地幺儿子，邪得冒得款，八细，敢把屎搞到老子井里”。这件事确实让我无比羞愧，但我从未后悔过，我爹被人欺负，我作为他的儿子，八岁就知道替父报仇了，这在我们老湾乡的历史上也仅此一例。如果我有这样的儿子，我想我做梦都会笑醒。

事实上，我们家和村支书是世交，从祖辈开始就在一起劳作生活，1979年才从吃大锅饭的农业生产队一起转入柴民村，早就建立了战友般的革命情谊，只是我爹和村支书都是“有板眼”的人，都以为自己全乡最聪明，于是互不服气搞得两败俱伤。等到村支书得了不太好的病，我父亲才恍惚过来，差使我母亲买了红糖和橘子罐头去探他。得知村支书无治了，父亲又把他请到家里促膝谈心。两个聪明人，到生离死别之际终于坐到了一起，才发现世间虽大，知心者唯余彼此，而昨日不可一世地逞强，是多么愚蠢。

村支书走后，我爹每每提起他，总是无限感慨：“义成是个刁人，了不起”。

3.

    确切地说，我是老湾乡柴民村五队的。五队和六队在一条村上，皓月当空的夜晚，五队的小孩和六队的小孩经常干架。五队的小孩一起喊：“五队伢，喝糖茶，六队伢，吃**。”尽管那声音整齐划一，响彻云霄，大人们却习以为常，都懒得理你，任你喊破天。但六队的小孩不同意，他们直接飞来砖块和瓦片，去你妈的，砸死算个逑。

我和罗明都为了村里的荣誉而战，自然都要使出看家本领。那天罗明穿了一条用花毛巾做的花裤子，五颜六色看上去很带意思，我穿的是我大哥留下来，屁股上还打了几个补丁的破裤子，很显然，在穿裤子的问题上我就输了，那么比武我就不能再输了，我非常需要赢回这一局。但罗明显然是个硬骨头，我们大战了好几个回合未决胜负。我们五队的德发实在是没有耐心，他伸脚一绊，说再打不赢老子要困瞌睡了。话音刚落，我和罗明就齐刷刷地倒在地上了。都怪罗明运气不好，脑壳摔在一块砖头角上，血沽沽地往外冒。我母亲惊闻我闯了大祸，从竹窝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将我打得半死，还骂我是短命鬼，尽给家里惹麻烦。

五队和六队好几年没有分出高下，后来和解了，是因为六队的小发和红青，学会了放电影。他们捡几块玻璃片，用毛笔在上面画方丈，画李连杰，画白无瑕，大白天躲在屋里关紧门窗，打开手电筒，让玻璃片上的人物依次出场，小发喊：“嘿！哈！”红青就拿着玻璃在桌上蹦几下，蛮像那么回事。为了看《少林寺》和《白发魔女传》，我们五队不好意思再到六队找茬。五队伢没有对手了闲得蛋疼，又到北河村去搞事，这次我们改了口号，喊的是：“柴民伢，喝糖茶，北河伢，吃**”。北河村的代表，我的邻居雪晴出来主持公道，他说，你柴民村不要骂北河村，我北河村也不骂柴民村，一方派一个代表，摔一跤，一局定胜负。这个办法得到了两个方面军的一致认可。经过民主测评和推荐，我作为柴民村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摔跤比武，北河村派出的选手是和我同龄的罗明。

这事没过多久，在一次放学路上，和我玩得比较好的一个同学说我很厉害，要向我学武功。这个叫叶胜的同学长得玉树临风，身子骨比我单薄，平日里总是到我家等我一起上学，为了教他几招防身本领，我拿他亲自示范，不料把他的鼻子弄出了血。血不是流出来的，用我们老湾话说，血是沧出来的，吓死个人。人们一致认为，我把罗明的头打破了，又把叶胜的鼻子打破了，还勾结洪强，经常在放学路上欺负立波，我肯定不是好鸟。事实上，罗明和叶胜，在我贫瘠的童年时光，是我十分珍惜的朋友。至于立波，谁叫他们家最先有楼房呢？平日里我连米汤都喝不上一口，欺负他一下，让我觉得比喝肉汤还舒服。

4.

成为“坏伢”以后，我们便顺理成章地干出了更多雷人的事情。

最严重的一次，是德林把他四爷的“五六芬纳”偷了一包，把邻居家的鱼塘干翻了。本来说好凌晨三点等鱼吃了药，我们下水捡死鱼的，可是那天他妈的，实在太困了，我们在方文家一觉睡到大天亮，等我们醒来时，村里已经沸腾了。我们晓得“戳了拐”，立马召开紧急会议，赶紧地，撤。

鱼塘是隔壁春爹家的，春爹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每年春节就指望鱼塘卖了鱼好过年，这下可好，被我们一锅端了。情急之下，春爹从灶房里抽了一把烧红的火剪，扬言要把我们王家“三角撑”灭了，吓得我们躲在亲戚家几天不敢回家。

此外，我们还到湖区闹过守鱼人的狗子，用的是“三步倒”，但狗们吃了我们的药，走了三步还很稳当，德林说：“勒个狗狗狗***哦，假药。”金朋却说不急，狗吃了“三步倒”

喉咙发干，就像人喝多了酒想喝水一样。

于是我们一直追到一条小河边，好家伙，那小虫已躺在临水处一动不动了。

这是我第一次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可惜那天落雨，柴火是湿的，火没烧起来，狗肉也没炖烂，第二天我牙缝里全是没煮熟的狗肉丝，害得我牙疼了好几天。

德林跟我说，牙疼不要紧，吃几个香水梨就好了。

北河村梨园里的梨子又大又圆，夏夜里，天刚一刷黑，我跟德林蛰伏在老湾窑场后面一人多深的杂草里，任蚊子趴在白嫩的大腿上撕咬，依然纹丝不动。

其实，看梨人早就发现了我们，他使用了欲擒故纵之计，等我们以为可以进攻了，那人却从后面伸出爪子将我们活捉了。

我们被带到看梨人的棚子里，棚子里充斥着香水梨的气息。我看到桌上、床上、地上、床底下到处都是梨，忍不住流下了几滴哈喇子。那人让我们跪在地上，指着墙角一堆烂梨，说你们吃完这些梨，就可以走了。

那天我们把一辈子的梨都吃完了，吃到吐，把肠子都吐清了，也没有把那堆烂梨搞定，后来是我爹交了两元钱罚款，赔了罪，才把我领回去了。

那些年，我经常穿一件绿色闹裆裤，趿着蓝色人字拖，吊儿郎当地在我们老湾乡唯一的十字路口晃荡，偶尔也会坐在小平家的门坎上，一边剥着不知从哪家晒垫上抓来的花生，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两只野狗在桥下做不能说得太细的勾当。当然，高兴了我也会冲到柴民小学的操场上，奋不顾身地抢个篮板球，远远地看到我最崇拜的拐子哥刘松文走过来，骄傲地交到他手上，说：“你郎来投！”

5.

80年代后期，随着我们老湾青年歌手叶会生的一曲“故乡的云”，和我们老湾歌坛新秀叶朝军的一曲“一无所有”，我明显地感觉到这个平凡的乡村，迎面吹来了一阵凉爽的风。那时候我们老湾街上已经有桌球台了，经常被人围得水泄不通，电灯都不用，提个马灯就能开干。万元户也不稀奇了，率先引领我们老湾市场经济潮流的是开服装店的强伢，他把汉正街的水货衣服贩到我们老湾乡卖，赚了钱以后，直接把房子建在了十字路口的一条小河上，与我们老湾乡唯一的大桥并肩同行，牛逼得很。我经常在家里偷壹角钱去他家店里买一丫西瓜，黄色瓤子，甜津了。还有我们村的王培根，他倒是没有在十字路口建房子，而是请木匠造了一个小木屋，直接搬到了路口。他除了经营服装，还卖百货和文具，我去他们家买过一个日记本，柒角钱，贵得冒得醒。在十字路口开旅馆和录像厅的刘德生，看上去也很像个万元户，他经常叼着银象牌香烟，翘着二郎腿哼小曲，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我每次经过他家门口，都要站立好久，我停下来不是听他哼小曲的，而是他们家一楼餐厅。

被我们老湾乡第一代名厨阿超承包了，炒出来的青椒牛肉丝，狗 日 的，好香哦。

看着别人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而我们家吵闹一刻也不曾停息。先是父母吵，然后是大哥和父亲单挑，最后是大哥大嫂联合作战，一场旷日持久的家庭闹剧，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百无聊奈地游荡在老湾街上，每天看着刘月道家小卖店门口那些老面孔，突然有一种在待腻了的感觉。我不止一次地萌生了离家出走的想法。我跟金鹏说，我再也不愿看到合作社门口那条老公路了，汽车一过便是尘土飞扬，还有袁和平家山头的那条老街，每天早上丰垸村的人，赶着牛群到江堤吃草都要踩一遍，牛吃饱了回去又要踩一遍，遇到下雨天，满街都是牛屎和牛脚眼，又臭又烂，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金鹏听了我的想法，认为有道理，并建议向西藏拉萨出发。

后来我们真的去了龙口镇，龙口镇不过瘾，又去了新堤。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找到卖包子的地方吃上几个肉包子，吃不起壹角五一个的肉包子，吃伍分钱一个的糖包子也行，或者每人搞二两热干面。吃饱喝足以后，马上买票。返程。在回来的汽车上我问德林，那二两热干面又没称，哪门晓得是二两？德林说那称砣太龌龊了，不好称。

德林说拉萨太远了，骑自行车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到，最好是先到龙口看看，龙口和拉萨差不多，关键是那里有一条龙，日日夜夜伏在一根柱子上，相当威武。我当然同意先去龙口看看，龙不龙无所谓，只要能离开这个日夜吵闹不停的家，离开我待腻了老湾乡，去哪我都愿意。

那些年金鹏和德林很关照我，有好吃的，好玩的，总是带上我，跟他们混，我觉得靠谱，踏实。那些年他们带着我东奔西走，看上去是多么无聊，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已锻炼了我的性情和意志，为我走向更远的地方埋下了伏笔。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德林已上初中了，金鹏已长成了劳力，能在芦苇站背“荚子”上船了。那时候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将柴民小学与北河小学合并成新的中心小学，我因为留级，光荣地成了我们老湾中心小学的首届毕业生。我的同学三平和志华都很强势，他们来自北河村，经常欺压我们柴民村的学生。有一次三平把我摁在地上，德林正好放学从中心小学经过，我喊住他，让他帮我揍三平，德林在旁边哈哈大笑，说两个打一个不是好汉，你有本身自己爬起来打。那次我拼尽全身力气也没有搬倒三平，反而被他狠狠地揍了一顿，但我服气，软弱就必须挨打，这是老祖宗留下的道理，我认。

6.

五队伢和六队伢都长大了，我们早已不在有月亮的夜晚对骂，但人生的差距正慢慢显现，我的好多玩伴都找到了鲤鱼跳龙门的出路，一起长大的罗明考上了幼儿师范，德艳当兵入伍了，立健读了中专，克文考上了洪湖第一中学……他们曾和我平起平坐，而今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唯有我，中考只搞了三百多分，不知未来该走向哪里。

我爹想得美，他希望我跟他一起到江对面的中洲上挖麻药，割泽兰。我真是被他气死了，他把一个儿孙满堂的家庭搞得水深火热，还指望我跟他去割泽兰赚钱，简直是发梦。很多次我被他抓到江边，上了机船我又跳下来往回跑，他在后面举着镰刀骂我，砍脑壳的，将来掉到饭蒸锅里都会饿死。

我当然不会饿死。深冬的清晨，我母亲到中洲割柴火前，总不忘在锅里给我蒸一条干鲫鱼。没有干鲫鱼，就会炸点猪油留在灶上，上学前我用猪油拌饭也能怼两海碗。夏天的时候，我母亲又把糯米炒熟磨成粉，装进坛子留给我冲米糊。我一边吃糯米糊，一边跑到隔壁馋我堂兄德辉，德辉不为米糊的香气所动，反而说我的糯米糊没有他的墨水香，让我也写两个毛笔字看看。我的字像鸡哈的，拿不出手。我就叫立波一起，跑到老湾中学的办公室，一人搞两蛇皮袋卷子回来，没事就在家里练毛笔字。我爹每天割泽兰回来都看我不顺眼，喝了两口烧酒，非要打击我几句他才能开心地笑出一排发黄的牙齿。我有时候也和他顶撞：“别人老爸都为儿子操碎了心，你为我做了什么？”他端起酒杯脖子一仰，酒就被他喝得一滴不剩了，他接着叽歪了半天，找不到新的词语来骂我，就说：“你将来掉到饭蒸锅里都会饿死。”

我爹卖泽兰的钱都藏在枕头下面，十元一张，都是崭新的。那些日子我上午练完毛笔字，下午在枕头下面摸十块钱，跑到刘平家和叶昌勇他们“调五片”。三十多天里，我居然没有赢过一回，每天输十块钱，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枕头下的钱很快被我搞干了。我爹发现后又去找镰刀砍我的脑壳，我母亲转弯，说同村的叶昌顶读中专报名费要六千多，老幺才输了三百块，不多。

我实在不知该做什么好，读书没用，做事没用，“调五片”也搞不赢叶昌勇，在家还天天被我爹骂得没有人味。他骂我的时候，应该忘记了我八岁时为他报仇的壮举，他的记性太不好了。隔壁的春爹看不过眼，便让我跟着他到高桥乡收谷壳，送到采购站垫仓。每天十块钱。十多天下来春爹给我发了一百多的工资，这是我人生第一笔工资，顿时感觉自己终于能赚钱，像个男人了。可是钱还没有揣热，我经过六队时，看见国清爹家里有人在押宝，忍了几下没忍住，便一头扎进去，很快又输了个精光。

钱输干了，我也不好意思赖在家里，那时候我已经16岁了，已经知道人要脸树要皮了。于是我求堂兄德龙带我到大同湖做小工，主要做些和石灰、提捅、搬砖的活。一起做工的平清叔总笑我五音不全，唱的“孤枕难眠”难听死了，他不止一次地请求我让他多活几年。后来我又跟着金鹏到芦苇站背“荚子”上船，一条一米多长的草莽蛇从“荚子”里钻出来，我魂都吓落了。刘德兵一个箭步冲上去掐住草莽蛇七寸，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说妈的逼，活该老子要发财。

那时我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我想，我差不多要完蛋啦。也好，反正我爹也是这么想的。

7.

在我即将完蛋，还没有完全完蛋的时候，我先后喜欢上了我们老湾乡两个姑娘。第一个姑娘住在加油站边上，我是在冰棒厂看见她的。那是一个春风沉醉的傍晚，我像往常一样穿着绿色闹裆裤在我们老湾乡冰棒厂附近晃荡，突然眼前一亮，一个桃花般粉嫩的姑娘一手拿根冰棒，一手提着裙摆，正艰难地走在那条被丰垸村搞得到处都是牛屎和牛角眼的街上，我吹响了口哨，那姑娘大概受了惊吓，慌乱地将冰棒扔在牛屎上，像见了鬼一样飞奔而去。那时我追求女孩的经验，远远不如现在这么多彩而丰富，除了会吹口哨，就知道每天带着老湾村的刘老六，到加油站附近守株待兔，等那桃花般粉嫩的姑娘一出来，我大叫一声阿霞，转身就跑。刘老六在后面喊，介又不是偷人，跑么子沙？

后来刘老六跟我说：“要不这样吧，你把这姑娘让出来算了，反正你搞不到手，何必占个指标。”我一想也对，就我这条件，横直她都不可能是我的，那就做个顺水人情吧。

让出了加油站的桃花姑娘，没多久我又看上了一个叫阿萍的姑娘。那姑娘住在长江边上，长得水灵得很。我每天到刘平家和叶昌勇“调五片”，都要先假装往江堤上走一趟，其实就是想路过阿萍家看一眼。运气好的时候，会看到阿萍坐在“妈板凳”上洗衣服，无论我怎么咳嗽，唱什么歌，给什么暗示，那个叫阿萍的姑娘自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瞧过我一眼。

那段时间我正好认识了一个照相的朋友，这个朋友有个土得掉渣的名字：三伢。三伢经常穿一件的确凉衬衫，骑个山地车，脖子上挂个照相机，用现在的说法，有点文艺青年范。最要命的是，三伢的的确凉衬衫口袋是透明的，我经常看到他口袋里放张百元大钞，感觉他也很像万元户。我本来想找他借钱的，后来权衡了一下，还是让他帮我为阿萍照相比较实际。照片拿到手后，我照着相片上的阿萍，画了一幅巨大的铅笔画挂在床头，每天睡觉之前瞻仰一遍，那感觉真的很像爱情。立波看了我的画作，大加赞赏，他认为我有画家天赋，并评论说这张刘敏的画像简直惟妙惟肖，尤其是那微微翘起的嘴角，简直是神来之笔。我跟他说这不是刘敏，是阿萍，立波就再也不发表意见了。最后他又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劝我别想多了，对身体不好。

听了立波的劝告，我失落地走在江堤边的杨树林里，听见秋风肆起，枯黄的叶子落在我肩上，我于是进一步明白，为什么很多会开花的树，等不到春天来临，冬天就会死去。

8.

我在老湾乡度过了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开头就说了，那些记忆大多是苦涩的，我常常觉得自己是生活的配角，不被重视，受人取笑，成绩还垫底，我一度对未来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但那些在我艰难的时刻给我鼓励和帮助的人们，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微笑。

我在老湾中学上初一的时候，因为交不起学杂费，每次做完第六套广播体操，校长都要把我们几个欠缴学费的学生留在操场上。校长问我：你爹说等收了棉花就交钱，现在棉花都做成棉袄了，到底交不交？

当时我的学杂费打的是欠条，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交，但我知道，我们家根本没有棉花地，一个学生的尊严，被校长踩在了脚下，就像一个鸡蛋，他用力一踩，蛋清蛋黄流了一地。我发誓再也不进学校了，穷死也不要上这个提心吊胆的学。

直到有一天，我在强成的理发店里遇到了班主任建科，他说这样吧，你还是来上学，我让彩虹帮你把一元二次方程补起来。我说学校要钱咋办，他说我已经被学校作自动退学处理了，再去学校应该没事。

当年期末我的数学考了63分，建科老师在我的评语表里，写下了我是一个聪明的人。这句评语，让我倍受鼓舞，就像黑夜里独行的孩子，看见了夜空中闪烁的星辰。

除了建科老师说我聪明，我们柴民村的立武叔他爹也说过我是一个聪明的人。有一年他们家建房子，上梁时按乡俗要抢冰糖，那一天我早早就守在他家抢冰糖，那时抢冰糖的人还不多，立武叔他爹看我一个小孩子，就抓了一把糖给我，我很想要，但居然拒绝了。于是立武叔他爹便和我聊了起来，交谈中，他认为我逻辑清晰，很有想法，当即给我下了结论，说：“你这伢将来有饭恰。”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知道这句话有几个意思，但我知道是好话，我从小就没人说个好字，所以一旦被人肯定，我便铭记了三十多年。

让我铭记终身的，还有村里的小伙伴和村里勤劳的姑娘们，他们在我迷茫无助的少年时代，带给我真诚的友谊和做人的淳朴，让我在长江干涸的河床裂缝里，看见一条生命的河流正在奔涌。我相信只要越过寒冷待到春天，家乡的鸟儿就会歌唱，中洲上的野花就会盛开。

隐藏在我记忆深处的还有一把红棉牌的老吉它。那把吉它是北河村又红的。那时又红家驾船，赚了不少钱，又红喜欢“带意思，”于是拼死拼活找他爹要钱买了那把吉它。虽然又红不会弹吉它，但他那个架势，把吉它往怀里一抱，眼睛似睁似闭的样子，确实让我觉得这小伙子帅得不一般。后来我们把他这把吉它没收了，一直放在志强家后檐房里，谁想弹吉它，就必须到志强家后檐房里来，久而久之，那个后檐房，就成最我们小年轻的聚点，吉它是没人会弹了，但那个后檐房里的故事，越来越精彩。后来我们村里的姑娘们听说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后檐房，打芦席的也不打了，织毛衣的也不织了，都跑到我们这个后檐房里玩。有一天，我、德林、瑞勇，志强、刘伟，德虎正在后檐房里吹牛逼，德林他四爷一脚把门踹开了，指着德林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流氓！”特别是那个“流”字，拖音很长，还是卷舌音，咬字相当到位。德林倏地一下子跳起来，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气得飙了两句英语：“ＯＫ，ＯＫ”。那情景后来经常被瑞勇提起，每每我们都笑得要死。

村里的姑娘们也都好，我母亲在中洲上摘回来的野芹菜和野篙菜，姑娘们都乐意帮忙剐叶子，我母亲这时便会趁机从她们口中打探我的情况，她们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只是笑而不语。这时我看见天空中有一排大雁排着一字飞过我的头顶，却不曾留下翅膀的痕迹。

9.

后来，春潮滚滚，大地雷动。我随着90年代的民工潮，踏上了前途未知的漂泊旅程。

17岁，我和老湾村的刘老六一同去了北京，在东城一个旅馆里度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

19岁，我和德林、刘伟、志强、瑞勇去了广东花都，在一个印刷厂里当包装工人。

18岁，我和柴民村的张健，上了一艘长途货轮，在长江上漂流了两个多月。

20岁，我和张健去了东莞，在一个电镀厂里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

1997年，当我很多同学在为每个月五十元生活费发愁时，时龄二十一岁的我，在天桥上花三十块钱买了一张大学毕业证，混进了有空调的写字楼，月收入三千，超过了当时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

1998年，当我的初恋女友，将公司里一笔能买两套别墅的巨款交给我，准备和我远走高飞时，我也确实心潮澎湃过。但临走前，我突然犹豫了。

是的，我确实穷怕了，可我们老湾人在穷得揭不开锅的环境下，也没有弯下做人的脊梁，干出丢人现眼的事情。他们宁愿到湖里踩藕肠，挖鱼池，种黄麻，也要用勤劳的双手维护一生的清誉，难道我要将灵魂抵押给魔鬼，从此亡命天涯？

我站在东莞长安客运站的大厅里，背着一蛇皮袋现金，突然想起了我卖竹货收鸡蛋的祖父，想起我挖麻药割泽兰的父亲，想起站在水里抢收被洪水淹掉的芝麻而被虫子咬伤的母亲，想起每到霜降时节就到三湾村挖红苕、剐甘蔗的二姐，想起带我偷梨子、偷黄瓜，偷蕃茄的金鹏和德林，想起了老湾乡那些为了生活历尽艰辛的村邻，他们都和我一样穷怕了，但他们从未用一种可耻的方式不劳而获。真的，就在那一刻，我听见了母亲的呼喊，看见老湾人血脉里流徜着的不服输精神。我们喝长江水长大的老湾人，要脸。要面子。喜欢带意思。而我这样亡命天涯，还有什么脸面？还能带几回意思？想到这里，我当即立断作出了人生最重大的决定，将这笔钱物归原主。我给德艳打了电话，我说你马上过来，我手上有一蛇皮袋子钱，需要你护送。

2001年，我的人生第一次遭遇致命打击，和我一起经历了金钱考验的初恋女友决绝而去，我的世界突降大雪。我在万般痛苦中，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散文《东莞，我花开花落的爱情凄美如歌》，发表在当年的《婚姻与家庭》杂志上，同事们惊讶地发现，那个管仓库的老湾人，竟然会写文章。

再后来，我成为广东省人社厅职称评审专家，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十大焦点人物，我的正面形象通过电视报纸送到了千家万户，我曾在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坐客一档青年榜样节目，每当有人对我的故事充满好奇，我总是告诉他们，我曾在家乡的芦苇荡里迷失了方向，我以为再也找不见回家的路，直到我在绝望中迷糊地发现了父亲割泽兰时留下的脚印，并沿着它一路奔跑，最终找到了人生的出口。

我要感谢我的乡邻

我要祝福那些好姑娘，是她们的爱与关怀，让我在迷雾重重中勇毅前行。

，是他们的勤劳和善良，让我知道每一颗粮食都来之不易。

我要铭记那些友谊，是它让我懂得生命以外还有星空，破碎的心灵也能种下顽强的种子，人生除了轰烈的激流和妙曼的风景，拥有一轮明月入睡的河流，也是美的。

10.

一切终将过去。

当我历经世事沧桑与繁华，再次回到我曾急于逃离的老湾乡时，站在袁和平家的山头，我依然能看见童年的场景，听见金蓉骂我和德林不学习的愤怒，闻到房前屋后泽兰的药香味儿。

我爹还是老样子，他坐在饭桌边喝他的烧酒，骂我这个砍脑壳的，掉到饭蒸锅里都会饿死。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幻觉，尽管我清楚地知道父辈们大多已埋入土地，活着的老人大多也不能叫出我的名字，但我每每站立在柴民村的土地上，就能清晰地看见往日景象，看见我的叔伯、婶娘们还像当年我离开老湾乡时那样，走路有风声，说话带火气；

看见隔壁的继南和怀南在押宝，被老湾街上的拐子揭了飞碗；

看见新春和年春开一辆华川牌汽车在老湾粮站拉稻谷；

看见雪晴一边对老湾街上的人和事指点江山，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一包的白烟香烟叼在嘴上；

看见六队后面那个鱼塘里很多人在摸鱼；

看见又红抱着吉它终于学会了弹唱《大约在冬季》……这就是我看见的老湾乡，我曾经在这里待腻了，却又无时无刻不会想起的家乡。

我常常在南方的午夜里惊醒，那些离我远去的旧时光，旧的人，旧的景，就会像家乡七月的长江水一般向我涌来，没有积怨，也没有忧伤，只有对时光一去不返的猝不及防。

  2019.10.10
　　德山于东莞长安

洪湖浪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