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福堂里那些人和事

     写下这个题目，竟又不知道从何写起。因为，我仅仅记得，只在模糊的印象里见过两次秀姑，而且，所有的印象，都来源于四岁到六岁左右的记忆。这样一个人物，你让我如何下笔写呢？

      今年我已经五十六岁，可谓年过半百。曹操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千岁忧不敢说，但很多的人和事，越到老越是在脑子里日渐清晰起来，秀姑，正是如此。

      五十多年前，我家住在宁乡县城关镇（那时叫公社）六联组鸭嘙巷对过的一条小巷子里，我家背后，靠着老发电厂。据我父亲说，那个地方当时叫五福堂。巷子对着唯一的马路且低于马路，矮下去大约一尺半，从巷子里进去，住着好几户人家。右面靠墙，一个弯进去，是另外一条小巷子，七转八拐，到了发电厂旁边的一个大宅院，那栋房子应该是明清建筑，记得好多木板房，门窗上都雕着花，尤其大木窗槅扇上的雕花，印象深刻。这条小道的右边第一家，紧挨着马路，是补锅的杨家，大家称他“杨九螺兜”，他儿子杨光明，后来和我是大街岭小学同学。

    杨九螺兜的补锅技术，现在想来，堪称一绝。小紫泥坩埚将生铁化成红铁水，他手里拿块布，用一个很小很小的舀勺，将通红的铁水舀到布上，要补的铁锅用砖头架起来，离地半尺悬着，杨九螺兜对着锅底要补的地方，左手拿布使劲儿一贴，接着右手拿块布剂子使劲儿往铁水上一按，整个锅底就平平整整，如果不仔细看，一点也看不出来这锅是补过的。那时，整个一条街四邻八舍谁家锅坏了，都是找杨九螺兜修补。那样的补锅技术，真要称之为艺术，类乎《庄子·庖丁解牛》。每一个关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程序，都衔接巧妙，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我想，杨九螺兜的补锅技术，在当时巴掌大的县城里，绝对算得上第一。技达于艺，随手而合。这已经不仅仅是技术了，其精妙臻于化境，看着就是观赏美。具有很深厚的美感，真美！

      左面靠墙，一溜儿贴过去，我记得第一家是郭大奶奶家，然后是我家，再过去，就是一个小门楼，门楼顶部和门框，都是大花岗岩石头做的。小门楼进去，是一个大院子，同样住着好几户人家。记得有刘医生家，拉板车的王老师家，还有我哥哥的朋友杨学新家，杨学新和他奶奶、父亲一块儿住...其它几户人家，记不起来了。

刘医生家有好几个孩子，大女儿叫刘莉、二女儿叫刘科、三女儿叫刘凯；三个女儿下边是两个儿子，大儿子刘锋、二儿子刘桂。我和刘医生的两个儿子玩得很好，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六九年宁乡发大水，从此没有相见，至今已有好几十年。刘医生是东北人，说一口的东北普通话，夹着宁乡腔；刘医生的太太李景华，为人厚道、热情，邻里之间特别肯帮忙，我们喊她李姨。那时刘医生的岳母还在，和他们一家一起生活，老太太嗓门粗，老远就能听到她老人家的声音。老太太是个小脚，有点驼背，走路一颠一颠，颤颤巍巍，我们喊李奶奶，大人喊她李家十娭，母亲有时叫我喊十奶奶。

      别的印象倒没有，只记得三件事，和刘家有关。

      一件是吃蛇肉。我一生只吃过一次蛇肉，就是刘医生的二女儿刘凯给我吃的。有一天断黑，我在马路边玩耍，刘凯姐姐端着一个搪瓷缸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大平，来块肉吃吃。”小时候吃肉，是多么奢侈的事啊。我想都没想，顺口答应了。她从搪瓷缸里夹出一块肉，递到我嘴边，我咬一口，味道真好，真香。她问我：“好吃吗？”我说好吃，他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块，我说可以。第二块刚吃到嘴里，她告诉我这是蛇肉，我一口就吐出来了，连带着恶心了好久。多年以后我回老家，同学、朋友招待我吃“宁乡口味蛇”，无论红烧还是清炖，我从来不伸一筷子。我对吃蛇肉和蛙类，天生的敏感和拒绝。

第二件事，是我弟弟出生。有一天我在刘医生家玩，回家来，见我母亲躺在床上，斜倚着床背板，身体显得十分虚弱，话都说不出来。母亲见到我，声音很小地对我说：“大平，你到刘医生家，把十奶奶喊过来，告诉她妈妈生了一个弟弟。”听了母亲的话，我连忙跑到隔壁刘家，飞快地蹿上门楼台阶，老远就冲着刘家的门口大喊：“十奶奶，我妈生了一个弟弟，我妈让您过去帮忙。”闻听此言，十奶奶连忙从小屋里出来，颤颤巍巍地走到我家，还没进门就高门大嗓地嚷道：“张婶子，你儿子说你生了一个弟弟，我看看。”我母亲侧身对着十奶奶，往床里边努努嘴。十奶奶揭开棉被，看见一个婴儿，赶紧又盖上，对我母亲说：“张婶子，我给你烧水去，给孩子清洗一下。”我比我弟弟大四岁，就是因为这次的情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跑去喊十奶奶，只有四岁的年纪。

      多年过去，我一直感叹我母亲坚强，身体素质好。生个小孩，有如家常便饭。现在生孩子，到医院，没有个一两万，是不行的。我母亲自己一个人，悄悄地把我弟弟生出来了。有人也许会问：“你父亲那时怎么没在你母亲身边陪着呢？”我得告诉你：我父亲在乡下花明楼粮站工作，那时交通不便，回来一趟很不容易，好几个月都回不来一次。这是那个时代的大环境，没有办法的事。

  第三件事，是六九年发大水。那时我已经六岁多了，记忆中已经懂点事了。记得沩江河洪水暴涨，我和小朋友随着大人一起去河边观看，一个浪头扑来，那水就不再下去，看了一会，因为害怕，赶紧跑回家。进门对着我妈说：“妈妈，要是发大水，把家里淹了，该怎么办呢？”我母亲顺手给我一个大嘴巴，冲着我凶巴巴地大吼：“就你这嘴，不说吉利话。”我妈话音未落，就听到门口刘医生的宁乡腔东北话：“地沟里进水了，地沟里进水了。”刘医生从家里拿出一床棉被，趟水去堵地沟口，根本堵不住，洪水以很大的冲力，将刘医生手中的棉被一下子顶开了。一见这阵势，刘医生知道什么都不济事了，吩咐大家赶紧逃命。

      我家灶台上那时还熬着一锅绿豆粥，母亲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将这锅粥端起来放在弟弟睡觉的摇篮里，连同摇篮一起，两手使劲勒着，就往巷子口跑，我跟在母亲身后，打着飞脚奔跑。等到跑到公社医院（即今玉潭医院）对面日杂公司和废品收购站那里，地势高点的地方，回头一望，大水早已经将整个五福堂巷子淹没了。住在发电厂旁边不远，家里以撑船为业、绰号“明狗”的一个少年，和他父亲一起撑船划桨，在洪水里到处救人，帮人家打捞被大水冲走的家具和牲畜。沩江河里飘满了死去的牲畜、很多家具、木头。那一次，“明狗”和他父亲，一个十分壮实的汉子，从洪水里救起好几个落水者。

      洪水当晚，我母亲的单位服装厂，就安排我母亲和我、襁褓中的弟弟一起，住到服装厂的西门车间，对着马路的二楼上。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幼年时期，几乎家家户户不关门，邻里之间随便来往。那时规定上学的年龄是八岁，因为发大水，父亲后来从乡下回来，就让我去大街岭上小学了。

我和刘家的交集，主要就是这么三件事。

      说完了刘家，再来说说拉板车的王老师家。中年汉子王老师，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只知道姓王，大家喊他王老师。他本来是教师，后来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只好回来拉板车。有一回我母亲在隔壁刘家闲坐，我去找母亲，上台阶看见王老师门前挤着好些臂上戴袖章的青年人，正从王老师家往外扔书，扔出来的书堆在门口丹墀下的院子里，王老师垂手站在门口，低头正听着一个小青年的训斥。我母亲坐在台阶的左边，王老师家门口的下方，李姨坐在台阶的右边，她们仿佛没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依然说说笑笑。我打着飞脚跑上台阶，忽然听到一声怒吼：“小屁孩子跑什么跑？站住！”吓得我一下站在那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母亲一看立刻火了起来，对着那个吼我的青年大声说：“你吼什么吼？仗着嗓门大是吧？我家不是地主，不是富农，不是反革 命，我老公也是国家干部，怕你？”我母亲的胆气当场就镇住了那几个小青年。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些小青年是红卫兵，来抄右派分子王老师家的。

 多年以后，我们家几次搬迁，最后搬到射圃巷居住。时间大概在八零年，有一天晚上，我和哥哥正在吃饭，忽然从后门进来一个人，满头白发，走到饭桌子跟前，笑着和我们打个招呼。我哥问他：“您是谁？找人吗？”

      这个男人看了我哥一眼，微笑着说：“我是你们五福堂的老邻居，拉板车的王老师。”

      “您是王老师？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哥惊得差点把饭碗掉在地下。他赶紧起身给王老师泡了一杯茶。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和王老师叙旧，说起以往在五福堂的旧事，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左右，王老师才依依不舍地回去。我们一家直送到射圃巷的巷子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