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 _鸿蒙

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

我们中国人宗教意识不发达，这是世所公认的了。一直到今天为止，比如说我本人，你要我信一个上帝，是不可能的。我是不可能信一个上帝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你要我信一个气功大师，却很有可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承认我不可能信上帝。当然其他的中国人也可能有人会信，但是一般来说，中国人的信仰多半都是信仰物质的东西。比如说我的病治好了，那我信，确实灵验呀。信仰物质的东西胜于信仰精神的东西，即使是信仰精神的东西，也必须是物质化了的精神，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比如说，气功大师就是讲“气”，“气”是什么呢？“气”就是一种物质化了的精神。他好像要你意念、意守，但是要你去想，你内心有一股气在那里运行，精神被物质化了，被当作物质来处理了。气也好，天道也好，天理也好，其实都是物质化了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和西方的逻各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为我们没有信仰而感到可悲，其实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原来有信仰，今天失落了，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们的真相，我们没有信仰。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不是要把我们失去的信仰捡回来，或者是把它坚守住，打出什么旗帜，像张承志那样，以笔为旗，发一个号召。我们没有什么旗帜可打。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要反思我们几千年来没有宗教信仰的原因，并且了解西方宗教信仰的根基。你盲目地把基督教或者把伊斯兰教引进中国来，那是很天真的。刘小枫博士想把基督教引进中国，张承志想把伊斯兰教引进中国，让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能够去信，那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这只是一个表象，实质上表明我们没有真正独立的个人，关键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个人，我们的个人没有独立起来。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内心独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的需要。中国人有物质的需要，但是缺乏精神的需要。当然作为知识分子来说，也可以说有一种精神上的需要，但是这种精神上的需要最终也是为了物质的满足，也许不是自己物质上的满足，而是大众的物质满足。而且这种精神需要本身往往也被物质上的需要压倒和掩盖了，甚至被排挤了。物质上的需要是第一的。可见，没有独立人格是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群体之中，我们的意识还没有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我们还处于群体意识之中，这个是中国特色。中国人一般来说，从小都处在群体意识之中。这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来如此。中国群体意识过于强大，这反映出中国在早期社会时候的一种欠缺。人类社会在早期，特别是在原始时代，是群体意识的，没有个体意识。原始社会的人缺少个体意识，甚至于人的名字都没有的，随便叫个名字，不用固定的名字。人类最初的确是群体一致的，原始时代就是天人合一的。我们讲天人合一时，好像是一种很高超的形而上学，其实原始人就是天人合一，或者天人未分，天和人没有分化。所以原始人的精神都是群体的。
儒教使人类文明社会跟原始社会有了分别，在中国，儒教把社会首次从原始的状态提升起来进入到了文明社会，这是儒教的一个很大的功劳，它使天人开始有了分别，天人相分。儒家虽然讲天人合一，但是在某些场合下，它还是讲天人有相分的。所以道家后来指责儒家，说儒家把天人相分了，割裂了。道家跟儒家的分别和争论，无非就是这一点，道家更强调天人合一，儒家已经不太合一了。但是儒家马上就纠正了，就是说，我虽然讲天人相分，但是最后还是为了天人合一，道家说，你这就是虚伪了，你既然要天人合一，你本来就是合一的，为什么要把它分开呢？你不要有那么多聪明智慧，搞那么多政治体制，礼呀，法呀，这些规范，这些等级，搞那么多东西干什么？自然界是什么样就应该是什么样的嘛。这是道家对儒家的批评。但是儒家恰好凭这一点，使中国古代社会脱离了原始状态，这是它的一大功劳。为什么儒家文化在周边的民族里面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周边民族在当时肯定都要比中原民族落后了，在什么地方落后？就在这一点上。中原这些国家体制、文物制度，使得周边民族不得不佩服。中土有一套规章制度，礼义法度，而且行之有效，所以纷纷模仿。包括朝鲜、日本，在古代它们都是模仿中国的。所以儒教使天人开始有了分别，开始破除了迷信。但是有一点没有破除，而且是变本加厉地保存下来了，这就是群体意识。儒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使群体组织在一个有序的系统之中，大一统。原始时代虽然是一个群体，但是它没有分别，没有制度，它是一个混沌体。而儒家使它成为了一个结构，生成了庞大的国家。文物制度，文明，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正因为如此，在儒教的制度下，中国人自觉地把自己沉没于群体。有制度，你就得遵守，就有了自觉性，就不像原始人那样，我生下来就是群体的一份子，我就是群体身上有机的部分，就生在其中。而儒家使你意识到，你在其中有你固定的作用，群体己经安排好了你的位置，你的礼、义、名分，这些东西都给你安排好了。所以，中国人沉没于群体，在儒家的统治之下变得自觉起来，但是仍然没有个体意识。儒家的天人相分并不是说个体和自然界相分，而是指整个群体跟自然界有了不同。自然界牛群、马群也是群体，但是它们没有等级次序，而人类群体有了等级次序，但是仍然没有个人，把个人压抑了。这样一种制度化了的群体，对个人是一种更加严格的压抑和束缚，比起原始人来甚至于更加厉害，更没有个性。原始人有时还表现出一种英雄气概，一种野蛮的独立性，原始人里面有个人英雄。但是在儒家统治下就没有什么英雄了，儒生那就很难说是什么英雄了。当然有些人我们也把他称之为英雄，但那跟原始的那种英雄概念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不是凭个人的性格、能耐、力量、勇敢，而是凭一种制度化了的东西，一种观念。儒家哪怕是军事将领，最出名的也都是一些儒将，都是深受文化熏陶的，才能够成为中国人的英雄，他不需要有什么个性——那只是“匹夫”——而只需要懂得“大义”。中国人也讲精神，但是这种精神是群体的精神，我们只有承诺把自己沉没于群体，才能够赋有某种精神性。这种群体的精神性不是个体灵魂的精神性，而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浩然之气”，一种大义。
那么，这样一种精神，充塞于天地之间，包括整个自然界，都受到这种大义的浩然之气的浸染，所以它跟物质世界并没有严格地划清界限。这种气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情满于山，意溢于海，整个大自然都被我的这样一种气、这样一种情所弥漫着，对自然界有一种移情的审美心态。所以中国的这些士大夫们都是诗人，个个都会做诗。在唐朝的时候就是以诗来取仕，你诗做得好，你就可以当官，所以促使中国人对于自然界、对于万物都以诗意的眼光去看待。
诗意的眼光当然就是情感的眼光了，李泽厚把它之称为“情感本体论”，中国人对于一切都用情感来加以衡量。而这种情感在儒家士大夫那里最根本的是一种血缘的情感，包括阴阳、孝梯、天地、男女、牡牡，这都是自然生殖方面的血缘性的情感，它们导致了自然界万物的一种血缘关系。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张载的一句话，说的是万民都是我的同胞，都有血缘关系，万物跟我也是一体的，都是相通的。我们人死了以后，复归于自然界，我们人又是从自然界里面生出来的，天人合一，整个自然界跟我都是一体的。所以这种情感是规定好了的天理和天道秩序。中国人很讲情感，动不动就是伤害了我们的感情，这就是很不讲理了。也不讲逻辑，只讲情感，但是这种情感是规定好了的，特别是被儒家所规定好了的。儒家按照什么规定好了的呢？按照名分，按照礼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在这些基础上面才有情感。所以中国人的情感很怪的，中国人很讲情感，但是往往做一些违背自然情感的事情，就因为中国人的情感是规定好了的。情感这个东西本来是不能规定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中国人很聪明，他能够一开始就把情感规定好，你是他的儿子你就肯定应该对他孝，就有对父母的爱，那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大逆不道，就是“畜牲”。当然大多数人都爱自己的父母，但是事实上不见得每个人如此，有的人恨自己的父母。你要考察他具体的情况，他为什么会恨，是不是这种恨也是自然的呢？但是儒家把这个路堵死了，他是你的父母，你就应该爱。他跟你有杀父之仇，那你就应该报仇。所以有的人由杀父的凶手收养了，长到了二十多岁，他突然发现了真相，他的养父就是他的仇人，那几十年的感情一下子就崩溃了，马上就可以拿刀就把养父杀了。这在古典小说里面常有描写，其实是很不自然的。你也不知道他杀你的父亲是为了什么，不知道你的父亲到底该不该杀。没有道德感，没有正义感，完全是一种血缘关系决定自己的情感。
中国人强调的情感实际上是一种名分的情感，而不是真正的自然情感。所以，看起来中国人很重情感，但是往往表现出中国人根本不把情感当回事，并不尊重真正的情感，只是在道义上把情感限定在应当怎么怎么样这个范围之内。血缘情感实际上是把人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粘合剂。我们这个民族就是靠这种东西凝聚起来的。我们说这是一种“凝聚力”，我们对这个民族有情感，对我们出生的国家或者是故乡有一种留恋，这就是把我们粘合在一起的东西。我们在谈到天人合一的时候往往没有注意到，我们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人人合一”。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喜欢天人合一这一套呢？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人人合一”，就是群体意识。我们个人没有从他人中间分离出来，我们跟他人都是连在一起的，被连成了一个整体，脱离不了。他人就是我，我就是他人。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那么这样一来，反过来，我信仰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信仰我自己了。我信仰一个外在的东西，那个外在的东西其实就是我心，所以我信仰它其实就是信仰我自己。既然我只信仰我自己，那么归根到底什么都不信了。我只信仰我自己的自我感觉，我对这个自我感觉非常地自豪，非常地相信，无条件地相信它代表天道、宇宙。所以在信仰的问题上，我们缺乏必要的谦虚。就是说我这种信仰究竟是不是对天道的信仰，对此我缺乏必要的怀疑。我太相信自己了，我认为只要把自己的心敞开，排除私心杂念，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已经没有任何隐瞒了，那么我就相信我把握了天道了。我们深信这一点。
所以儒家文化特别讲究一个“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生在世，就是要一个“诚”字，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诚，现在都不讲诚信。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我们都不讲诚信的时候，每个人还认为自己是诚的，每个不讲诚信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诚信的，是别人不讲诚信。因为他是主观主义的，他缺乏一种必要的谦虚，缺乏一种忏悔精神。那么一旦有一天我们自以为我们有信仰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要代他人立言，代他人说话，来决定他人的命运，来拯救他人，使自己成为圣人和救世主。而当我们成为圣人和救世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和他人的精神真正地达到相通。我们要成为圣人，要成为救世主，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内心和他人隔离开来。我们内心的东西不要让他人知道了，我在拯救他们，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在拯救他们。我要保持一种“机心”，要保持一种主动性，保持一种权变的可能性。我为他人谋利益那就够了，不要追问我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只对天道诚，但不能对他人诚，人心难测，妇人之仁成不了大事。所以，圣人实际上自己并没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并不是真正的有什么思想，他只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人，他是对老百姓有恩的人，对老百姓的利益有贡献的人。所以圣人就是这样高高在上的人，你不知道他究竟想的什么，但是你得到他的利益，这就值得你崇拜了。
所以中国的造神运动的秘密就在这里，为什么那么容易造神呢？他的思想你不知道，你就以为很神了，你认为他很高，其实他也许并不高。但是你不了解，你就认为他的思想很高，高到你不配去了解，所以就造成神了。造成神了，那你就不能反对了，圣人是不能反对的。我说圣人千好万好有一点不好，那就是他是不能反对的，也不能商榷。因为你反对他，你就不是反对他个人了，你是反对天道了，因为他代表天道。他的一言一行，哪怕别人指出来他的衣服穿得不对，都是反对天道。其实圣人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只有内心的天道体验加上物质上和技术上的考虑。当然他可以境界很高，他说我是为了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追求。但是实际上在技术上面考虑起来他是没有任何底线的，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但是又要标榜自己的目的高尚。所以，圣人经常体现出一种伪善，即用卑鄙的手段去达到高尚的目的，这就是伪善。伪善有两种，一种是用卑鄙的手段达到高尚的目的，一种是用体面的手段达到不体面的目的。前者是圣人的伪善，后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很多了，我们讲礼，讲名分，要靠送礼来联络感情。送礼是干什么呢？送礼就是面子，面子就是伪善。面子是值钱的，面子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当然有的人仅仅为了面子，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相互之间的送礼，礼尚往来，这样一些面子，其实都是有它的具体的目的。你今天提一瓶酒，拿一条烟，去送一个处长或者是科长，他绝对不会认为你这仅仅是为了礼，为了对他表示好感。所以真正的目的是大家都心照不宣，是不能说出来的，你一说出来，那就变味了。这种“礼尚往来”是一种群体精神的体现，就是说我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的一般日常生活，哪怕是很小一点点的事情，我都要跑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为了维持自己的起码的生活，都必须要跑关系，送礼，这不是群体意识吗？他有本事，但是不跑关系，这个本事就根本发挥不出来，就不能靠自己的本事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就是群体精神对个体意识的束缚，对个体独立性的束缚。当然这也是一种精神，其实这是一种伪精神。但是有了这种精神，个体就有了一种方便之处，就是说，我就不需要去追求彼岸的东西了，我有了什么痛苦也好，有了什么不便的地方也好，哪怕活不下去了也好，我都可以在群体中找到安慰。群体当然有好处，群体可以送温暖，我们大家都可以在里面献出一点爱心。
所以群体意识中国人摆脱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多好处，我们就用不着超越，到彼岸去寻求安慰了，我们在群体中就可以解决，就可以得到安慰。有的人没有得到安慰，一辈子孤独，被人打击，最后含冤而死，但是死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安慰：后人会给我昭雪，给我平反。他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还是群体。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照汗青就是照耀历史，历史就是群体，包括下一代人，后世的人。我在这个里头可以找到安慰。屈原也是这样。屈原投河而死，但是他的《离骚》也好，《天问》也好，所有的诗文，里面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为自己辩白，为自己洗刷。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我的心如何如何纯洁，我对楚王如何如何忠心耿耿，我的气质如何高雅，我的趣味如何高尚，我想的问题都是多么高深，多么玄妙，等等，都是这些东西。就是希望他的这些东西留下来以后，能够在群体中得到共鸣。他并没有超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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