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本没庸才，只有放错地方的人才

心为九窍之治，君为五官之长。为善者君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君因其政所以求，因而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赏之。因之循理，故能久长，因求而与，悦莫大焉。虽无玉帛，劝同赏矣。右主因。

心是九窍的主管，君主是五官的领袖。凡做善事者，君主应给予赏赐；凡做坏事者，君主应给予惩罚。君主要根据臣下的政绩来决定任用，斟酌情况给予适当回报，这样就不会劳神。圣贤的君主这样做了，所以受到臣民称赞。只要能遵循客观规律，国家就能长治久安。根据所求而给予，会使对方喜悦至极。对臣民而言，虽无玉帛等贵重之物，君主的勉励也如同赏赐。以上是君主因人治国的原则。

在所有的资源中，人才是最宝贵的一种资源。作为统御者，能做到“人尽其才”，事业才有希望。但是，人事安排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需要花费精力去研究。

春秋时的伯乐是相马的专家，一次，伯乐受楚王的委托去购买千里马。他跑了好几个国家，都没有发现中意的好马。一天，他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很吃力地在陡坡上前进。伯乐走到跟前，只见马突然昂起头，瞪大眼睛，大声嘶鸣。伯乐立刻从声音中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

伯乐对驾车的人说：“这匹马如果在战场上驰骋，任何马都比不过它；但用来拉车，它却不如普通的马。你还是把它卖给我吧！”驾车人觉得这匹马骨瘦如柴，不可能是好马，就同意了。伯乐牵马来到楚王的宫殿，楚王一见马瘦得不成样子，认为伯乐愚弄他，很不高兴，就说：“这马连走路都很困难，能上战场吗？”伯乐说：“大王，这匹马只要精心喂养，不出半个月，一定会恢复本来的样子的。”果然，这匹马后来跟随楚王征战沙场，立下不少功劳。

自古以来，人才就像千里马一样，必须有伯乐的赏识才行，有才之人不遇圣明君王也就不能发挥其用。才能不被明君赏识，这是很让人扼腕叹息的！有才之人不被任用，因而不能发挥作用，这是王之不明。实际上有才之人一旦被任用，所发挥出的功用不止是一人之幸。君王启用人才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如此，国家民众才能长久受其功益。

春秋时代，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为相。管仲认为君主要创建霸业，首先要能识贤、用贤，要防止小人对君主的蛊惑。他建议齐桓公起用隰朋、宁越等五个人，同时悬榜国门，号召国人献计献策，招纳四方志士。在管仲的协助下，齐桓公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渔业，逐渐使齐国富强起来，为称霸诸侯奠定了基础。

相反，战国时有个楚怀王，起初任用屈原这样的忠臣，国家治理得很好，但他未能善始善终，后来信任奸臣，国家一天不如一天，正如屈原在《离骚》中说的：“初既与予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史记》中司马迁感慨说：“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管仲、屈原都是匡世济时的良才，但由于遇到不同的君主，命运也有天壤之别。人处于世，免不了要和其他人接触。优秀的人懂得辨识英才，与他们接近，向他们学习，从而提升自己。作为领导者、统帅，识人辨人，因才授职的能力显得更为重要。

如果领导者不能合理安排人事，事事亲临，难免分身乏术，穷于应付，这样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众人的积极性。诸葛亮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到后人的敬仰，但他“事必躬亲”的做事方法，也曾遭到后人的批评。刘备托孤时，交代诸葛亮在成都辅刘禅主政务，让李严屯永安拒吴并主军务。诸葛亮秉政，本应充分发挥好李严等人的作用，然而“事无巨细，必躬亲之”。惹得李严不高兴，两人矛盾日益加深。

后来还亲自抓起了运粮事宜，耗费了无数精力。不善授权，终将累及自我。五丈原对峙，旷日持久，士兵中有些松懈，确需整顿军纪，本应授权众将管理部属，可诸葛亮却是罚二十杖以上，皆亲自处理，忙得没日没夜。司马懿听说这些情况后断言：“亮将死矣。”果如其言，不久，诸葛亮就累死在阵前。

领导者应该选贤任能，适当授权。以众智为己智，善取下级之智慧以临天下，这才是以智慧临下的“智临”。既不是事必躬亲，又并不脱离民众，这才是无过无不及的“中道”。

汉高祖刘邦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可以说是善取臣下之智以临众的“大君”了。善于任用刚健能为的大臣，辅助自己君临天下，这正是“大君”的明智之处。

一个优秀的统帅，在对人才委以重任的同时，也要适当加以控制。基于中国官文化的传统，一个人有了权力，若其道德修为较低，又缺少一定的监督管理机制，就很容易被不良环境侵蚀腐化，成为危害国家和民众的“硕鼠”。在当今社会，把居上位者置于民众的监视之下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这样才可以避免他们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