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本书记载了几十年来我的人际关系中的悲欢离合、死生流转，我一般不愿意再去翻看，因为每次开卷都有我所敬爱眷恋的每一个人的声音笑貌，栩栩地涌现在我的眼前，使得我心魂悸动。

—— 冰心

《关于女人》是冰心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时写作出版的；在八十高龄时，她又自觉应以“有限的光阴”写一本《关于男人》，于是1984年开始动笔，写了十多位“可敬可爱”的男人。

1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1923 年我初到美国，花了五块美金，照了一两张相片，寄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从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是只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

这里不妨再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的。上面的七句是：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亲，我让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马，孩子不会说萨其马， 一般说“马”。因此他到了铺子里，也只会说买“马”。

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布店，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和我家都熟，都打电话来问。“东升祥”的店员问：“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就说：“他真是个傻姑爷！”父亲笑了，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认了。

抗战后我们到了云南，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在清华身上。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承认我的“作法自毙”。

1986 年11 月21 日

吴文藻、冰心夫妇

2

与老舍：孩子气

我认识老舍先生是在30 年代初期一个冬天的下午。这一天，郑振铎先生把老舍带到北京郊外燕京大学我们的宿舍里来。我们刚刚介绍过，寒暄过，我给客人们倒茶的时候，一转身看见老舍已经和我的三岁的儿子，头顶头地跪在地上，找一只狗熊呢。当老舍先生把手伸到椅后拉出那只小布狗熊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抱住这位陌生客人的脖子，使劲地亲了他一口！这逗得我们都笑了。直到把孩子打发走了，老舍才掸了掸裤子，坐下和我们谈话。他给我的第一个难忘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的人。

因为老舍常常被孩子们缠住，我们没有谈正经事的机会。我们就告诉老舍：“您若是带些朋友来，就千万不要挑星期天，或是在孩子们放学的时候。”于是老舍有时就改在下午一两点钟和一班朋友上山来了。我们家那几间土房子是没有围墙的，从窗外的山径上就会听见老舍豪放的笑声：“泡了好茶没有？客人来了！”我记得老舍赠我的诗笺中，就有这么两句：

闲来喜过故人家，

挥汗频频索好茶。

1978 年6月21日

老舍

3

我的老师：萝卜的清甜气味

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教师。

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T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以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泪眼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 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

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间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了夜深，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消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们做算术，我就会看见T 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

在这里，我要招供一件很可笑的事实，虽然在当时并不可笑。那时我们在圣经班里，正读着“所罗门雅歌”，我便模仿雅歌的格调，写了些赞美T 女士的句子，在英文练习簿的后面，一页一页地写下叠起。那时我们都用很厚的牛皮纸包书面，我便把这十几篇尊贵的作品，折存在两层书皮之间。有一天被一位同学翻了出来，当众诵读，大家都以为我是对隔壁女校的女生，发生了恋爱，大家哄笑。我又不便说出实话，只好涨红着脸，赶过去抢来撕掉。从此连雅歌也不敢写了，那年我是十五岁。

4

与闻一多：“一条烟茶待客的‘风俗’”

我记得很清楚的见面，是1930 年的夏天，他（一多先生）和梁实秋先生到我们的燕京大学的新居来看我们。他们一进门来，挥着扇子，满口嚷热。我赶紧给他们倒上两玻璃杯的凉水，他们没有坐下，先在每间屋子里看了一遍，又在客室中间站了一会，一多先生忽然笑说：“我们出去一会就来。”我以为他们是到附近看别的朋友去了，也没有在意。可是不多一会，他们就回来了，一多先生拿出一包烟来，往茶几上一扔，笑说：“你们新居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茶烟待客，以后可记着点！”说得我又笑又窘！那时我们还不惯于喝茶，家里更没有准备待客的烟。一多先生给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小家庭，建立了一条烟茶待客的“风俗”。

我虽然和一多先生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他在我的脑中是个很熟的熟人。从他的和我的朋友的口中，我不断地听到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一同提到的，往往是他的诗，更多的是他这个人！他正直，他热情，他豪放，他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他的亲朋，热爱一切值得他爱的人和物。

他是一团白热的火焰，他是一束敏感的神经！他自己说过：“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所以他的诗就是他的语言，就是发自他内心的欢呼和呐喊，不过他的呼喊，是以有艺术修养的、有节奏的“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着胆引吭高歌”出来的！

1979 年4 月19 日

闻一多

5

泰戈尔：“除了我的心之外，我没有忘了带的东西！”

我接触泰戈尔的著作，是在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我从中文和英文的译本中，看到了这位作家的伟大的心灵、缜密的文思和流丽的词句，这些都把我年轻的心抓住了。我在1921 年以后写的所谓“短诗”的《繁星》和《春水》，就是受着他的《离群之鸟》（The Stray Bird）这本短诗集的启发。

从他的散文、小说和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的印度作家是怎样热爱着自己的、有着悠久的优美文化的国家，热爱着这个国家里的爱和平爱民主的劳动人民，热爱着这个国家的雄伟美丽的山川。从这些诗文的行间字里，我们看见了提灯顶罐、巾帔飘扬、神情抑郁的印度妇女，田间路上流汗辛苦的印度工人和农民，园中渡口弹琴吹笛的印度音乐家，海边岸上和波涛一同跳跃喧笑的印度孩子，以及热带地方的郁雷急雨，丛树繁花……我们似乎听得到那繁密的雨点，闻得到那浓郁的花香。

我没有会见过泰戈尔，1924 年他访华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学习。回国后，听陪伴过他的中国朋友说：“在泰戈尔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很留恋。在车子离开旅馆之前，我的朋友问他：‘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没有？’（Any thing left ？）他惆怅地说：‘除了我的心之外，我没有忘了带的东西！’（Nothing but my heart!）”多么深情而有诗意的一句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在这里献上我们对他的一颗敬慕的心！

1979 年 4 月28 日

泰戈尔

（本文节选自《关于女人和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