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家的避难申请人，一旦难民身份得到确认，即可拿到3年的居留签证，可以全职工作并享受和德国人一样的社会福利。3年后，只要语言过关并可以自食其力，就有机会拿到永久居留权。因此，德国不仅仅是在“接收”难民，而且是接纳了可能会永远居住在这里的大批移民。如何让150万难民融入德国社会，是一直引发争议的问题。

当地时间2018年2月20日，德国柏林，当地举办难民移民招聘会。约200家公司为4500名难民移民提供就业机会。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统计，从2015年到2018年4月，提交避难申请的人数共计约150万人。（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10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150万难民在德国》）

来自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家的避难申请人，一旦难民身份得到确认，即可拿到3年的居留签证，可以全职工作并享受和德国人一样的社会福利。3年后，只要语言过关并可以自食其力，就有机会拿到永久居留权。因此，德国不仅仅是在“接收”难民，而且是接纳了可能会永远居住在这里的大批移民。如何让150万难民融入德国社会，是一直引发争议的问题。

2015年，难民潮涌入德国。虽然德国难民政策一向宽松，但这么大规模地接收难民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仅2015和2016两年，就有120万余人在德国申请避难。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统计，从2015年到2018年4月，提交避难申请的人数共计约150万人。

大规模接收难民给德国政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极右政党德国选择党获得了12.6%的选票，以第三大党的身份进入联邦议院。这是二战结束后极右政党首次进入德国联邦议院。2017年9月到2018年3月，组阁历程困难重重，难民问题成为各政党争执的焦点。

来自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家的避难申请人，一旦难民身份得到确认，即可拿到3年的居留签证，可以全职工作并基本享受和德国人一样的社会福利。3年后，只要语言过关并可以自食其力，就有机会拿到永久居留权。因此，德国不仅仅是在“接收”难民，而且是接纳了可能会永远居住在这里的大批移民。如何让150万难民融入德国社会，是一直引发争议的问题。

天天和难民打交道的人

从2015到2017年，德国新开设融入班约5万个，然而，从2005到2014年这10年，开设的融入班总共也不过8.5万个。融入班的德语老师成为天天和难民打交道的人，也成为这必将写入德国历史的大事件的亲历者。

要想融入德国社会，首先要学习德语。联邦移民与难民局规划的“融入班”，是支持难民学习德语并了解德国社会概况的主要措施。融入班早在难民潮到来之前就有，之前主要提供给东欧德裔、新来德国的移民、已在德国长期居住的外国人、欧盟成员国居民及有融入需求的德国人（可理解为持有德国国籍的移民）。

融入班主要以语言课程为主，共600个学时，附加100个学时的国情基础课，介绍德国简史、政治、社会福利与教育制度。难民潮到来之后，联邦移民与难民局为有居留前景的难民（厄立特里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索马里）发放融入班准许，并实行融入班义务制。

一时间，对融入班的需求激增。据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统计，从2015到2017年，德国新开设融入班约5万个，然而，从2005到2014年这10年，开设的融入班总共也不过8.5万个。以居融入班学员人数榜首的叙利亚人为例，从2015到2017年，融入班共接收了近30万叙利亚人。

除了难民营的管理人员和志愿者，融入班的德语老师成为天天和难民打交道的人，也成为这必将写入德国历史的大事件的亲历者。巴西人额纳尔多大学主修对外德语专业，笔者在柏林洪堡大学的图书馆见到他时，他刚刚完成了研究“融入班”的硕士论文。学业之余，他在青少年难民的融入班教德语。

授课时碰到价值观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面对笔者的这个问题，他举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教授身体器官这些德语词汇的时候，使用的授课资料是两张男性和女性的裸体图。额纳尔多把原图发给了男生，然后把私密部位涂上后发给了女生。

“你这样刻意营造了一个保护空间，可现实社会并不是这样。这样过度保护，会不会不利于他们融入德国社会呢？”笔者问道。

“是的，裸体图片他们在大街上也可以看到，德国小孩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有性教育启蒙课了。但是，要慢慢来。这些难民从小在单一价值观下长大，我们不可以一下子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来刺激他们，他们接受不了。融入不是用一种价值观代替另一种价值观。”他说。

当融入班的老师，需要巨大的耐心、包容心和随机应变能力。一些学校开课，因为师资紧张，不得不把不同语言水平的人放在同一个班上，甚至把文盲（不会用母语或拉丁字母读写的人）和普通融入班的学生放在同一个教室里。教材也跟不上，用的是普通对外德语的教材。这些问题都需要老师自己解决。额纳尔多说，有时看到班上的人时多时少，很受打击，总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学生迟到早退的现象也是常有。额纳尔多介绍，他的课每天下午3点结束，可班上有个14岁的阿富汗女孩，总是在两点半就走了。他终于忍不住，私下里问她，为什么每天都要早走半个小时。原来，女孩居住的难民营每天会发放两次食品，上午11点1次，下午3点1次。因为女孩上午9点就已来上课，11点的那拨食品就已经错过了。因此，她要赶回去领下午3点的那一批。说完这个，我们俩都沉默了片刻。

额纳尔多的经历，不过是展示了融入班小小的一角。事实上，还有更多棘手的问题。例如，女性老师如何赢得以男性为主的融入班学员的尊重与信任？如何向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学员解释犹太人在德国历史、政治和社会语境中的特殊性？如何对已习惯了独裁方式的学员实行民主措施？这些问题都要靠德语老师自己去解决。

一个幸运的叙利亚人

为了加快手续流程，德国需要在警察局、劳工局、外国人管理局、联邦移民和难民局等机构招聘更多的员工。这就产生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德国本寄希望于通过将难民融入就业市场来缓解压力，现在却不得不寻找更多的劳动力先将难民融入就业市场。

融入班的毕业生、来自大马士革的叶海亚，在叙利亚内战开始那年（2011年）逃离了家乡。他先到迪拜，然后去了约旦，之所以逃走，是为了避免服兵役。他说：“我不想杀人。”

在约旦时，他认识了现在的美国女朋友阿莉克莎，听从她的建议，放弃了去马来西亚的打算，决定来欧洲。他先是从约旦到了土耳其，从那里坐船去了希腊，然后用了45天的时间穿过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到了德国慕尼黑，然后北上汉堡和住在这里的阿莉克莎会合。在此过程中，他在匈牙利和奥地利两次被拘禁，然后折回塞尔维亚，换了条路线到达德国。

叶海亚用了1年的时间学德语，完成了A1到C1的课程并通过考试。我们的采访用德语进行，除了一些细节要费点力气理解外，几乎没有障碍。在叙利亚时，叶海亚接受过电子技术方向的职业培训。在德国，他拿到3年的居留许可。笔者采访他时，他已在汉堡理工大学电子技术专业学习，并且每天下午4点后在麦当劳工作。笔者问他喜不喜欢这份工作，他摇了摇头，但是他已经拿到了德国铁路公司的合同，可以做和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叶海亚和从小就认识的两个伙伴一起逃到了德国。和他一样，他们也完成了C1级的德语课程。

“他们也和你一样在上大学吗？”

“没有，他们在亚马逊当投递员。”

“为什么他们不上大学？”

“因为他们需要往家寄钱。”

“你不需要吗？”

“我也需要，但没那么多。”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因为他的两个哥哥在迪拜顺利拿到了居留和工作许可，可以给留在大马士革的家人提供经济资助，所以叶海亚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他现在和他的朋友三人住在离汉堡较远的一个叫新武尔姆斯托夫的小镇上，每人每月付430欧元的房租。这个房租对于那个地理位置来说不算便宜。

他直言不太喜欢汉堡，“汉堡人很奇怪，他们不喜欢交谈，但在汉堡有工作机会。”他曾经在城铁上被德国流浪汉辱骂，但他觉得这个不值得计较。笔者问他：“那普通的德国人呢？”“德国人不会直接说外国人不好。他们会说，他们为难民付了太多的税。其实，主要看是什么样的德国人遇到什么样的叙利亚人。”他想了想说。

叶海亚是难民中比较幸运的：他年轻，在战争爆发初期就已逃出，有两个哥哥一起分担留在叙利亚的家人的经济负担，让他可以没那么多后顾之忧地在德国上学、工作和生活。再加上受过教育，所学专业又是德国急需的技术型，所以他又顺利找到工作。

怎么让难民尽快找到工作，不对社会福利体系产生依赖，是德国政府最紧要的任务。职场融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难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偏低。以难民人数最多的2016年为例，根据联邦移民与难民局非强制性统计，这一年递上避难申请的46万多人中，有15.5%的人上过大学，21.5%的人上过高中，20.5%的人上过小学，11.3%的人没有接收过正式教育，最大的群体是上过初中的人，占31.1%。虽然现实不是很乐观，但德国媒体还是尽量在其中发掘积极的方面，例如绝大多数难民的年龄在30岁，甚至是25岁以下。这意味着，他们还有很多学习的潜力。

融入就业市场的另一大问题，是繁琐的德国官僚体系。在进入德国3个月后，难民可以去工作。找到工作后，需要先到劳工局申请工作许可。劳工局要审核该工作职位是不是应该给有优先权的人（例如德国本地人），还要审核该职位的薪资是否符合市场标准。

虽然就程序上讲，只要等3个月，德国就业市场就会向难民开放，但是因为人手不够，3个月内难民们可能连避难申请都递交不上，在此之前，难民还要先拿到警察局的临时身份证明，这可能又要等上几个月。在这些手续完成之前，怎么去申请工作许可呢？另外，在德国流行的是先学语言再工作的模式。这样一来，难民们还没学什么职业技能，可能两年就已经过了。

为了加快手续流程，德国需要加大人力，在警察局、劳工局、外国人管理局、联邦移民和难民局等机构招聘更多的员工。这就产生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德国缺劳动力，本寄希望于通过将难民融入就业市场来缓解压力，现在却不得不寻找更多的劳动力先将难民融入就业市场。而专家们所建议的措施，诸如在语言班的基础上加上职业咨询，为难民提供就业方面的指导员，在缺少人手的情况下都沦为一纸空谈。

“散个步有啥需要提前约的”

“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在德国找工作，即使想找，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找。他们需要有人指导。另外一方面，德国是个非常有秩序的社会，这种秩序不但体现在就业市场上，也体现在休闲生活上。”

大部分的难民来自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宗教信仰对其融入就业市场，进而融入德国社会有什么影响，在德国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争论并导致了舆论的两极分裂。

乐观派以贝塔斯曼基金会2017年发布的《宗教观察》为代表，论证了伊斯兰教社群在融入德国社会上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德国出生的二代移民与他们的父母辈相比，德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在教育和职业上强于第一代移民。大部分人和主流社会有良好的关系，并感到和德国有紧密的联系。

悲观派以在柏林洪堡大学任教的荷兰籍教授鲁德-科普曼为代表，论证了语言水平差、传统的宗教价值观（主要是传统的性别观念）、有限的与其他社群的接触导致了该社群较低的劳动参与率和较高的失业率。

乐观派和悲观派其实验证了很多共同点：在伊斯兰教社群里，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和主流社会相比其实相差无几，女性劳动参与率低；根植于宗教信仰的传统观念，特别是传统性别观念越深，就业及社会融入就越困难；主流社会的区别对待虽然存在，但并不是造成该群体劳动参与率低的决定性原因。

尽管有这些共同认识，但是两派的立场却是截然相反。

乐观派倾向指责主流社会。他们指出，虽然伊斯兰教社群在社会融入上一代比一代强，但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却越来越深，呼吁构建一个宗教信仰多元化社会。悲观派主张矫正政治正确，维护主流社会的价值观。

两派之争看上去是以科学调研为基础，其实还是立场占了主导，并且相互攻击。科普曼教授指责贝塔斯曼的调查是基于大企业的利益，是为德国引入更多的廉价劳动力摇旗呐喊。而他本人又因为立场问题而受到一些同行的抵制，有同行禁止自己的手下与其（包括其所在的社会研究院）有任何合作。

目前，关于伊斯兰教社群融入德国社会的讨论更多地限制在能不能融入的问题上，而怎么融入的解决方案很少被提及。怎么能做到价值观上的沟通，是最难的一步，并很难落实到什么具体措施上。

著有《伊斯兰教属于德国吗？》一书，并长期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德国外交官阿尔弗雷德·施李斯特主张应对伊斯兰教义做出符合现代社会价值观的诠释和普及，并寻求已经在德国立足的和平伊斯兰教社群的积极合作。贝塔斯曼报告的负责人雅思敏·梅努阿尔女士呼吁，通过增加主流社会和伊斯兰教社群的对话来消除偏见，并指出主流社会其实很少有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聊过天，问过他们的真实想法。

在快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因工作关系遇到了叶海亚的女友、美国人阿莉克莎。她说，他们已经分手，“我太累了。我厌倦了争吵。” 作为从洛杉矶来的美国人，阿莉克莎说，她一方面很能理解伊斯兰文化里闲散的生活态度，但她厌倦了不停催促叶海亚和他的朋友去找工作，往前走，进行下一步的生活。

“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在德国找工作，即使想找，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找。他们需要有人指导。另外一方面，德国是个非常有秩序的社会，这种秩序不但体现在就业市场上，也体现在休闲生活上。例如，你可能要提前一个星期和朋友约着一起去散步——散个步有啥需要提前约的，”她笑着说，“这种秩序性让人与人的交流变得不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