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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山东人在全国的口碑一直这么好?

为什么山东人在全国的口碑一直这么好?

 来源: 新华网


第一、网上流传着一个故事。

大意是:上次跟一个哥们儿出差,坐的火车,经过山东一个站点火车简短停车。哥们儿从窗口要了俩大碗面。还没给钱车就开动了,而且我跟哥们儿都没有零钱,找零钱也已经来不及了。哥们儿一心急,将一张百元钞票仍出去,喊到:三天后还是这辆车五号车厢。满车厢的人不仅仅是惊讶啊,我们打工一族生活在基层,哪有钱充大款?三天后,到了这个站点,只见一个小贩拿着筐向着五号车厢一路狂奔,一番周折竟然找到了我们。找给了我们事先准备好的零钱还外送了我们两个大碗面。欣喜,高兴,感动,这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不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是山东人诚实、守信的性格,在全国范围内是有口皆碑。记得当年在宁夏银川做生意时,在大西北,远离家乡,我们几个山东老乡聚会,酒后,年龄大的一位老大哥,对我们年轻人的教育就是:在外地,谁也不能做给山东人丢脸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一直也是这么做的,言必行、行必果多少年来一直这样。到银川走走看看,说起山东人,至少还没有人说不好。山东人就是这样,正直、守信,爱家乡。

第二、山东文化讲究伦理道德,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诚信。

在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里,他和弟子屡屡谈及诚信问题: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在孔子教育学生的四项内容中,诚信占了两项。春秋时期的“管鲍之交”、伯牙子期泰山之阴同奏“高山流水”的故事均发生在齐鲁大地上。 而今,古代的诚信传统在山东得到了继承和弘扬。在商圈里,山东人讲信用是大家公认的。山东人在外面的口碑特别好,这成为山东许多地方招商引资的一张“名片”。

第三、“借驴还马”厚道处事,咱山东人的老规矩。

我一朋友的家乡在鲁西北,村子距离县城十公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前,非常贫穷,乡亲们之间借钱借物、借农具工具的现象非常普遍,“借驴还马”的厚道之风也很浓厚,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那个时候,春天少吃缺穿的家庭很多,邻居、对门互相借一瓢麦子、一碗白面、两三块钱是常有的事。等麦收一过,有了新麦子,日子稍宽裕一点,就开始还欠还账了。大多数人能借少还多、借差还优。当时,对门的赵大叔家,有三个半大小子,日子过得紧巴。而我父亲在一家国营农场当技术员,有点微薄的工资补贴家用,日子略微好一点。赵大娘经常来我们家借东西,向来是“借驴还马”:原来借一碗白面,现在还的时候,碗上“堆起了尖”;原来借的是雏鸡下的蛋,个头小,现在还的是大个鸡蛋。我母亲总是推辞一番,然后才收下。也有现金的借与还,但那个时候不兴要利息,借的数额也小,还钱时,赵大娘总是给我带两个包子或者用小手绢包几个红枣、熟地瓜什么的,其中用意,现在看来,不言自明。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开,赵家的日子日渐富裕,孩子们都能独当一面,并逐步到村子其他地方盖房、成亲,两家之间的走动少了,但是情谊并没有消失,逢年过节还互相拜访,我外出工作以后,每次回去,赵大爷也总是招呼我去他家玩儿,和三兄弟喝一壶、聊一聊,如果不是当年来往时的厚道互让,我想今天不会这样亲切。

我知道“借驴还马”这个说法,还是在我们家盖房的那一年。1980年,我已经读高一。这年春天,我们家因为盖新房,向同村马大叔家借了一口袋麦子。麦收过后,要还人家。我父亲用簸箕把麦子扬了又扬,扬净尘土杂物,然后晒了又晒,干干爽爽。我帮着父亲把麦子装进口袋,然后是过秤,当时借了马家80斤,我们也秤装了80斤。过完秤,只见父亲又舀了两飘麦粒放进口袋里。我说:“不是够80斤了么?”父亲说:“借了80斤,不能可丁可卯地还人家80斤,一定要多一点儿,这叫借驴还马。”我说:“添一瓢不就行了吗,咋还要添两瓢呢?”父亲说:“人家借给咱的是陈麦子,干透了,出面多;咱是新麦子,咋晒也还是水分大,多添一瓢,人家才不吃亏。”当时,马在农村被称作“大牲口”,驴虽然也吃苦耐劳,但不是“大牲口”,我一下子明白了“借驴还马”的含义。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借驴还马”,他说:“老一辈都是这么兴下来的,别人也都是这么办的。”后来我发现,村里的乡亲们,大多数确实如此。谁借了钱,过年的时候还不上,就到债主家里解释解释,表示绝不赖账的态度,而债主也多数并不催要。当然,也有极少数“借马还驴”甚至有借无还的人,但迟早会臭了名声,最后落得个谁也不愿意和他打交道,甚至连累自己的儿子找不到对象,这也从反面证明,“借驴还马”更厚道、更长久。

现在看来,“借驴还马”有“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利益考量,也有“受人之助、感恩回报”的淳厚风尚,既与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约束有关,也与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密不可分。

面对某些老赖拒不还欠的严峻现实,面对某些受助者反诬助人者的无德行为,今天仍有必要坚守“借驴还马”的厚德传统,弘扬“与宜多、取宜少”的处事原则。